游走于碑和帖——梅跃辉学书思考

碑和帖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清代以来有关碑学和帖学的分野与争论就不曾间断,在此提及,并无意于碑学与帖学的梳理和辩证。碑和帖作为两种不同的体系共同构筑了中国书法数干年的璀璨,是书法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均有所长,但无所谓优劣,更不可偏颇。     

浅论碑帖结合现象

碑帖结合是清中后期书法发展的一大趋势，此现象较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浪漫派书家。以扬州八怪书风为代表实则可视作前期浪漫书风的延续，他们帖外取法，有意无意地创作了一批碑帖结合的成功之作。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等在实践中明确进行碑帖结合的要求。     

帖学不继 碑学未成 碑帖相融的稚弱——清代书法反思

清代书法分帖学和碑学两大创作流派和发展阶段。帖学未能很好继承前朝成就,碑学理论和实践存在诸多不足,后期沈曾植等人在碑帖相融方面作出一些尝试和探索,但尚显稚弱。反思清代书法,可为当今书法艺术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清代中后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发展略论

清代中后期安徽书院的书法教育极具代表性,形成了鲜明的教育特色。清代中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以晋唐书风为主的帖学一路;与科举相适应的书风;篆书艺术达到鼎盛。清代晚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虽已接受碑学思想,但在书写实践上仍然以帖学为主。通过史料的收集和分析,力图勾勒出清代中后期安徽书院书法教育发展的全貌。     

赵孟頫行书艺术浅说

赵孟頫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他师法古人,推崇经典,汲取名家之长,形成风格独特的赵字。赵氏各体兼擅,以行书最为出众,其用笔圆润宛转,结体严谨,骨气隐含,具有中和之美,对后世书法艺术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赵孟频行书艺术浅说

赵盂频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他师法古人,推崇经典,汲取名家之长,形成风格独特的赵字。赵氏各体兼擅,以行书最为出众,其用笔圆润宛转,结体严谨,骨气隐含,具有中和之美,对后世书法艺术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碑帖正名琐谈

作为习字范本的碑与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庞杂的内容 ,为了在临池实践中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提高范本的利用率 ,书法上逐渐形成了考订碑帖源流、时代、真伪、优劣以及史料价值等的专门学问 :碑学与帖学。同时 ,书法作为祖国传统艺术的瑰宝 ,光是繁琐考据是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审美要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碑学与帖学便逐渐倾向于对书法范本的美学探讨 ,形成了以不同审美观相对峙的学术流派 ,使碑与帖在概念上发生了质的变化。     

论黄庭坚的书法美学观和书法创作成就

黄庭坚在书法理论上提倡“自成一家”,重视“学养韵味”,开创了以禅喻书的品评方式;其书法创作成就主要在行书和草书两个方面,行书中内收外放的结构,狂草中动静相间的章法,体现了作者旷达而深沉的文人性格。     

康有为帖学观发微

帖学观是碑学大师康有为书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有为对帖学的先宗“二王”有着虔诚的心态 ,其矛头指向唐代书法和宋元而下学《阁帖》的帖学家们。他的帖学观及碑学思想建立在其政治哲学思想上 ,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又受到其家庭、社会和时代的影响     

对清代碑帖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20年来,我国学界对清代碑帖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清代帖学研究、清代碑学研究、清代碑学与帖学的关系研究。学界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这表现为研究的内容、方法、视角及研究人员等方面。随着以上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国清代碑帖学研究将会迈向更高层次。     

碑帖艺术价值的历史判断

帖学与碑学是书法艺术中的两大流派。自清代碑学形成后,碑帖之间孰优孰劣成为书学上争论的焦点,碑学大师康有为认为帖学书派自唐宋而下柔弱无力,大力提倡六朝碑版书风,实是矫枉过正。清代帖学的衰退是因其背离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精神,艺术上陷于僵化造成的。碑、帖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因此不能厚此薄彼,而应将之置于同一个审美层面上,对它们加以全面认识并作出艺术取向上的定位,唯此,对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论沈荃对清初帖学的影响

沈荃为清初帖学流派中享有很高声誉的书家,他对董其昌书风在康熙年间得以广泛传播以及清初帖学兴盛局面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沈荃能有如此影响力首先应归于其翰林身份、书学修养及所处地域之优势.其次,沈荃对清初帖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对康熙皇帝书学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及能够使翰林书家的独立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等两个方面.     

中原的“心画”历程——中原书法史考述

从贾湖到仰韶,从大河文化到成熟的甲骨文,再到殷周青铜器铭文及族徽符号,中国文字走过了从中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的发祥地,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大地。中原,是华夏文化的源头,也是书法艺术的故乡。秦代诸代表性刻石,在字法上规范了中国文字,确立了书法艺术内在的规定性,影响了此后两千年书法的进程。唐代,书法艺术完成了篆、隶、草、行、楷五体书的创建,这全面奠定了此后中国书法的格局。在这一变革中,作为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起到了核心作用。北宋的《淳秘阁法帖》作为阁帖之鼻祖,在传播、普及书法以及确立帖学作为中国书法史重要一脉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北宋灭亡为界,在以后的数百年内,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式微。中原自三代至北宋数千年间灿烂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瞬间衰落后再难重现。在此背景下,中原书法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从南宋到清末,中原书坛除王铎外,乏善可陈。倒是清末出生而活跃于民国的一些书家不甘于其时下状态,力图有所作为,写出了一些既具传统功力又有新意的作品。     

论阮元的书法理论及其碑学成就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     

戎马丹青写人生——记军旅书法家艾敬福

2004年10月的一天,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在家中接待了一位书法家,看了他的作品之后,高兴地赞扬说:"在书法创作上,我是半路出家,你是科班出身,你是我们的军旅书法家,我要向你学习。"时年75岁的迟浩田将军赞扬的是江西乐安籍书法家艾敬福。同年,艾敬福在北京举办的"军旅书法家艾敬福书法作品展"获得了巨大成功。著名书法家李铎先生在爱人的搀扶下,拄着拐杖来到展览现场祝贺艾敬福的作品展成功举办,并为艾敬福题词"神融笔畅,墨海腾波"。     

碑学时风下的白蕉帖学

自清中期兴起的碑学思潮,于晚清民国之际达到了高峰。在书法界,习碑是一种普遍的风尚。白蕉作为一位以帖为宗的书法家,他一方面对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则从帖学自身的传统出发,充分阐述了以魏晋为宗的书法观念。在超越唐人这一点上,白蕉和康有为的立场具有一致性,只不过二人开出的路径完全不同:康有为主张以北碑取代唐碑,白蕉则大体沿着宋代米芾的帖学路线向魏晋回归。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春秋》学中的“属辞比事”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学者们对"属辞比 事"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宋代以来,"属辞比事"四个字变得复杂迷离起来.反对以书法义 例说经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属辞比事"就是通过比观<春秋>所记之事,在对事实的把握 中明大义;有的主张对<春秋>所记之辞与事,以"礼"为据明褒贬;有的认为"属辞比事 "就是分析与综合的理解方法.而主张以书法义例解经的学者,或认为"属辞比事"是一种 探明事实以求大义的方法,或认为是一种阐明<春秋>书法的方法.在书法与史法之间采取 调和态度的学者认为,"属辞比事"首在阐明<春秋>书法,但并不专就文字上立褒贬,而是在此基础上推考事迹,明嫌疑是非.     

刻帖所见怀素法书考论

怀素草书除个别有墨迹传世外, 多数保存在历代刻帖或帖目中.通过帖目中帖名的比对, 将疑似怀素临摹的作品析出比较, 即可发现其曾大量临习王羲之的作品, 这对认识怀素的师法有启发性意义.刻帖中另一种蜀本《自叙帖》与传世墨迹本不同, 可见怀素生前书写过多本《自叙》作为"行卷"赠送名流显胄, 唐代的很多传世书迹或许都有类似的背景. 《大草千字文》先刻入宋群玉堂帖, 明成化六年 (1470) 曾由余子俊在陕西西安翻刻一本.通过将美国安思远藏宋精拓本与明陕翻刻本的比对发现, 明陕本的底本出自宋群玉堂本的晚拓本系统.     

论中国画的“写”

中国画曰写而不曰画,是基于写的抒情性和书法意识,这是文人审美趣味渗透到绘画的表现。写有置物和输心之义,置物即由此器传之彼器,输心即情感的抒发。前者的字义通过引申,有摹画、绘画之义,但摹写易陷于只求形似而遗其神韵气骨的泥淖。自宋代始,因文人参与绘画创作,把画当作性情的摅写之具,渐倾向于情感的抒发。及至元代,画写胸中逸气,以写代画成一时之盛。从置物到输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体现出中国绘画从重在客观的造型艺术到重在主观的抒情艺术的发展变化,也体现出中国绘画的文学化进程,以及文人画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写字最早称画字,后改画为写,亦出于置物和输心两义,而书画皆曰写,正反映出绘画的书法意识,不仅以书入画,更是对置物和输心的共同追求,尤其是对后者的强调。随着文人画的发展,隶家和逸品越来越受人推崇,发生了由工入写的变化,表明文人画家作画的态度重在情感的抒发而不在于追求绘画的逼真精巧,写逐渐成为划清文人画与院体画界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