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文本”的存在论含义

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具有“从生命来把握”的特点和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关切。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对海德格尔哲学分析与继承中致力于从理解的最源初的可能性进行解释,其对于“文本”的阐释也就包含有“从生命来把握”的特征。文本的意义流动于作者、读者、世界和“文本”之间,“文本”本身具有着间性、生成性、开放性等存在论的特性。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现实性” 精神向度

海德格尔存在论基于本源意义上的实践来确立人的基本现实性,并从实践出发确立世界和世界内存在者的基本现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伽达默尔解释学则以强烈的历史意识,更为彻底和充分地体现出现实性的精神向度。     

伽达默尔解释学和两种“事情本身”

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事情本身有两种用法,即作为显现内容的事情本身和作为显现方式的事情本身,伽达默尔对施莱尔马赫的批评可以作为分析这两种用法之分歧的案例。从后来的德法两国人文科学的立场看,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伽达默尔重意义轻事件分析,缺乏一个方法论中介。从法国现象学运动来看,是因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没有奠定在一个纯粹现象性的基础之上。因此,两种事情本身的分歧可看作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理解的历史性”与相对主义--论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对相对主义的超越

贝蒂与赫施立足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认为伽达默尔因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而陷入了相对主义困境。伽达默尔则立足于生存论存在论的解释学模式,描述了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现象得以可能的条件。解释学意义上的“事情本身”制约着理解与解释的限度,使“不同的理解”不等于任意的理解;解释学真理超出了科学方法论的控制范围,使解释者在视域融合中,倾听文本所传达的内容和真理。正是这两方面确保了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非但没有陷入相对主义,而且一直走在克服乃至超越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路上。     

从“主体”到“本体”——浅谈伽达默尔游戏说的新突破

在游戏与艺术本质之间的关系探讨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康德和席勒的重视游戏主体性的游戏说.伽达默尔则用解释学的方法,以本体论为基础阐明了自己的独特的游戏观,提出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境遇合理性和解释学理解:伽达默尔对合理性的探索

合理性问题一直是哲学的核心问题，迄今仍然如是．但当合理性问题参照当代思想家，特别是参照哈贝马斯的思想而被大量讨论的，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维度对合理性的著述却为数甚少，为了弄清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有人或许会推测是伽达默尔自己从未有任何文字明确讨论过合理的话题，就如同他在其研究中那种明显的方法论倾向和一种对传统认识论话题，如对合理性的关注不相称一样。但在下文中我希望能表明，在当代关于合理性问题的阐论中，伽达默尔对此的潜在贡献不必要地被忽略了，即是说，我将致力于表明，与似乎是我们假定的东西恰好相反，伽达…     

时间视域与历史视域的融合——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的回应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立足历史视域与时间视野,都试图终结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虽然二者最终的哲学旨趣殊异,但对"人"和"人的世界"以及人"去存在"的实践活动等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哲学的解释原则上,实现了视界的融合,并突出地指向:其一,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其二,对生存论解释原则的彰显;其三,对人之存在的生存活动的关照;其四,对世界之存在意义的解读。因此,我们说作为后学的海德格尔不仅回应了马克思,而且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蕴。     

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下的“宽容”理解与意义诠释

“宽容”日渐成为人类文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语汇,这绝非仅仅是一个概念的强调和热衷,其深刻反映的是人类哲学文化的一种新变化和新思想.历经世界的冷战对立,感受社会的高度集中专制,体悟科学主义盛行的大一统,尤其是品读宗教“宽赦令”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伽达默尔在其实践哲学的整体思考下,在解释学上真正将理解与宽容并置起来,对宽容问题予以重新思考,赋予了宽容以深刻的实践哲学意义,并由此激发了对他者与差异的尊重和宽容,也惟有如此,一个他所期许的“和谐、团结、对话、一致”的人类共同体才是可能的;一种尊重多样性,倡导多元化、差异性、相对性、非统一化的后现代精神才会光彩照人,弥足珍贵.     

从狄尔泰到海德格尔：解释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刍议解释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

解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向,分别是狄尔泰解释学认识论转向与海德格尔解释学本体论转向。尤其是海德格尔“此在解释学”开拓了新的思维模式,在解释的对象、条件、方法（原则）、目的、结构等要素上另辟蹊径,就连传统解释学的难题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说法。     

“视域融合度”: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批判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因其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取向而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它仅仅揭示了文本理解和解释过程中"视域融合"的生存论事实,但对于如何达成"视域融合"缺乏足够的方法论分析和反思。因此,有必要提出"视域融合度"来深化对文本理解和解释中的视域融合问题的方法论思考。"视域融合度"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文本契合度,即与文本之间在语义学上的契合度,以及与作者原初意图之间的契合度。要提高文本契合度,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对文本语境的还原,包括文本学还原、历史学还原和心理学还原。其二是现实相关度,即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融入现实、影响现实的程度。能否在文本所代表的普遍性与读者现实处境的特殊性之间建立起一种批判性关联,成为制约文本现实相关度的关键。     

从“以神听”到“天下听从”：《文子》“听”贯通的治身与治国

《文子》在多重层面上使用“听”,这些与“听”相关的论说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治身维度,即把“听”作为学道方式,根据道“听之不闻”的特性,排除耳目干扰,通过“以神听”通达于道;二是治国维度,即讨论君主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应当通过正确“听治”的方式,使君令顺利下达、臣情得上闻,最终因君民良性循环而达成“天下听从”的政治效果。从由听及道的治身论过渡到以道御民的治国论有赖于“听”的行为主体的统一,君主通过治身有道虚心听治,并凭借精诚感应最终达成理想政治。     

从"独白"走向"对话"——伽达默尔对现代性的一种批评与超越

"独白"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独白是建立在抛弃一切前见的基础上的,然而,根据伽达默尔的研究,前见是无法抛弃的,因而独白乃是现代性的狂妄虚构,我们必须以对话取而代之.伽达默尔批判独白、提倡对话,但他所倡导的不只是一种言说方式的转变,而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是现代性的超越.     

伽达默尔解释学视域下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解释的尝试

在继承和发展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揭示了经典文本和解读者两者之间存在的阐释空间和张力,并提供了一种文本和解读者两者关系的独特视角,本文正是基于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论,以《论语·雍也》中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为例,试图验证该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阐释的可能性。     

精神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问题”概念

伽达默尔认为某个传承下来的文本成为要解释的对象,这意味着该文本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文本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既不是古典哲学家的"永恒的问题",也不是教育学、修辞学上的"虚假问题"和"空的问题",它是那种呈现自身并因而可以从其意义起源处获取其回答模式的"真正问题"。问题开启了所问事情的"方向的意义",使被问之物、进而使文本具有处于创生性意义的悬而未决状态。要想对这一问题有所理解,解释者则必须在自己的视域内重构该问题。     

诠释学中的“前见”——以《真理与方法》为中心的分析

启蒙运动的前见概念强调书写物的前见,海德格尔的前理解注重的是理解者的前理解,而伽达默尔既强调理解者的前见,也关注历史文本作为传承物的意义。伽达默尔反对启蒙运动完全否定前见,但不是完全肯定前见的内容,而是把前见分为合理的前见和非合理的前见,主张理解者和传承物的相互作用构成理解。他的"视域说"重视把自身视域带入作者视域,共同形成大视域,强调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他认为自己的前见构成现在的视域,自己的前见中既有当下处境,也有传统的影响,故解释者的处境既有当下处境,也有传统的影响。     

从“视域融合”的视角来看朱熹对“四书”的解释

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历史学的基础也是解释学."由于人的历史性,人对文本的理解总是包含着历史的中介,文本也有自己的历史"视域".而理解、解释就是经验这两种"视域"的融合,通过"视域"的融合来扬弃两种"视域"的矛盾和差异.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决定的,而是由处于不同境遇之中的读者和文本的互相作用所决定的,"视域"的融合是对原有"视域"特殊性的扬弃,其结果会形成一种新的、更大的"视域",而这种"视域"又会成为更大一轮的理解的出发点.本文旨在通过考察朱熹对"四书"的解释来证明体现伽达默尔大师的"视域融合"思想.     

从技术“批判”到技术过程“参与”:基于“存在的历史”的一种考察

海德格尔及其学生约纳斯、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批判”从存在真理、责任原理、审美与爱欲解放三个方向为后世的技术批判确立了典范,也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未来技术进步的想象空间,但这种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的技术乌托邦构想与批判最终只能以激进的政治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随着以大工程、大装备为特征的现代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纳米材料的突破,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家开始参与到具体的技术过程中,带来技术现象学的“经验转向”,从技术批判转向对技术过程的参与,这不仅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师徒所发起的技术政治批判过时了,相反,这种参与恰恰说明技术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全方位地决定着人对技术的认知和问题意识,进一步加剧了存在的遗忘。不过,存在的历史命运告诉我们,在未来技术世界,存在将有可能被再次记起,记起存在的契机是自由劳动。     

视域互动模式——论电影美学的一种路径

电影包含着许多“不确定点”、“空白”和“隐形的联结环节”,正是它们激发了观者创造性的理解力,使电影产生一种活力性或张力,召唤观者介入到电影所叙述的故事中去,去发挥自己阐释和想象的自由。视域互动模式的核心范畴是“游移视域”。电影的理想路径应该是一种视域互动模式。     

在“偶缘性”问题上伽达默尔对胡塞尔符号论的超越

本文根据伽达默尔提示出的表现形式的指示结构和胡塞尔表述和含义的理论关联,结合德里达对胡塞尔表述、符号和意义的相关理论的批判及其他相关观点,分析了符号这一表现形式的特征,其中重点围绕着符号、含义、表述以及艺术作品等等之中存在的偶缘性或机遇性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梳理了伽达默尔的这个片断的理论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