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梦话·真话:论巴金《长生塔》对爱罗先珂的接受

巴金对五四时期"爱罗先珂热"的介入,是个值得探討的文学现象。爱罗先珂(Vasil Eroshenko,1889-1952)是俄国盲眼诗人、童话作家和世界语者。他在俄国并非著名作家,唯于中国却获得五四文人的热情译介。巴金对爱罗先珂的译介和接受,有助我们理解中国五四作家的"爱罗先珂"情结与投射。本文把巴金理解为一位"文化翻译者",讨论他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学引入俄国的资源,并以《长生塔》为切入点,重新考察巴金在中国儿童文学上的位置。本文题目中的"童話""梦话""真话",转化自巴金的引文和书名。巴金曾把其"童话"称为"梦话",而"真话"则来自巴金《随想录》的"真话集"。本文认为,巴金的"童话"是个"梦话",表达了对理想新社会的向往,同时也是回应时代的"真话"。     

巴金与"五四精神"

本文从巴金早期的社会活动、中期的文学创作以及后期的《随想录》创作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巴金是一贯坚持"五四精神"、自觉沿着"五四"新文化方向前进的战士。     

巴金五十年代英雄叙事再解读——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叙事论之一

巴金五十年代的英雄叙事,通过如对祖国、和平、人民等中心话语的认同,使其和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同构性.这是巴金的英雄叙事之所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内在缘由.但在其同构的背后,他们赋予这些话语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巴金以其无政府主义中的某些理念,整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并置换为自我意义上的话语,这又使巴金的英雄叙事具有了异质性.巴金的英雄叙事的"异质同构",使其英雄叙事获得了独立的美学品格,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文化视阈下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蕴涵着对于战争中的个体命运的关注.这一文学精神无疑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承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巴金的这一文化立场逐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取代,并最终在全民失却理性的狂热思潮下,放逐了自我既有的异质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趋于"同质同构".巴金的英雄叙事既有的鲜明个性也失落殆尽.     

略论巴金的《家》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一批五四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巴金的《家》就是其中之一。《家》是巴金解放前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它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在国外,曾出现了多种的外文译本。但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也被“四人邦”打成大毒草判处死刑。“四人邦”歪曲它是“对封建制度的维护和美化”,是“三十年代的一股反动逆流”,把它划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产物。作者巴金同志也受到“四人邦”的残酷迫害,张春桥甚至咬牙切齿痛骂,对巴金的处理,“不枪毙就算落实政策”,疯狂迫害革命作家。     

经验的往复--历史进程中的巴金文学真实观

本文选择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作为考察对象,将巴金琐屑的经验性表述与20世纪的文学史进程比照参证,勾勒巴金文学真实观念的基本形态和演变过程。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处于“经验之真-真理之真”的结构中,但主要落脚于经验性的真实。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来考察,即三四十年代关于经验之真的表白、五六十年代对“主义”之真的接纳、七八十年代向经验之真的回归。     

论《随想录》中的儒教“宗教人”形象

儒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由于它的隐蔽性很强,尽管"五四"先驱者就已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对儒教的宗教实质认识,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是在经历了"文革"的教训后才若有所悟,这一点在巴金的晚年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解放前,巴金无情地批判觉新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解放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也成为了无神论时代典型的"宗教人"之一。解读《随想录》,可以发现,无论是觉新还是巴金,他们的精神世界都与儒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不容易被发现而已。     

试论巴金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特色

在我国现代小说作家中,写知识分子的题材是极为普遍的,不少作家像巴金这样执着于这一题材,这样广泛地描写各类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这样忠实地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对人生的探索和理想的追求。他真是描写知识分子出色的有特殊才能的作家。正如巴金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是我最熟悉的世界”,①因而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的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不朽的典型形象,这是巴金给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巴金塑造了旧中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出色地描写了“五四”以来,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不同时期的痛苦挣扎和愤怒的反抗。从二十年代末期的杜大心,到四十年     

台静农苏雪林散文合论

在赴台的五四一代作家中,台静农和苏雪林有着许多共性的方面。他们都是"五四的产儿",也走过了大体相同的人生道路,集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他们的散文创作都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而在具体的创作路径、创作领域和创作方法上,二者散文又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在台湾当代文坛上,台静农和苏雪林成为五四文学薪火的传播者。在他们的影响和启示下,台湾散文界形成了学者散文和"闺秀派"散文两个创作群体。     

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巴金作品功利观的对话

产生于“五四”时期文化背景下的巴金作品的艺术功利观，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分为前后期，其内涵特征是各不相同的：前期体现在对于英雄悲剧人物的描写上；后期则表现在对于凡人悲剧形象的塑造中。巴金对艺术功利“善”的追求，也凸现了他的人格。     

巴金的疾病体验思想成长与其早期的文学创作

巴金在其生命历程中,肺病的困扰强化了其独特的人生体验,使其对生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死亡则使其对生命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这同时为其反叛意识的发展打开了发展的无限空间。巴金所生活的特定环境和所受到的思想的熏染则对其人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巴金的人格内核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的＂爱＂,新文化的介入,使巴金的＂爱＂从显现的个人层面上跃升到人类的层面上,而巴金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皈依,最终使巴金确立起了文学的主体世界。所以其早期小说一经问世,就以其对生活刻骨铭心的感受的表现力度,以其所服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实现了人的主体性和文学的主体性的有机融合,这既衔接了五四以来人的主体性文学精神,又和中国的济世救民的文学传统遥相呼应。     

"十七年"情节观念的形成及其影响

将情节视为人物的事迹、历史和附属,这是"十七年"文学的基本观念。形成这种观念的主要原因有"五四"人文主义文学传统、高尔基的情节观、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说和描写新的英雄人物的需要。这种情节观念影响了"十七年"文学的创作实践,也延伸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发展到极端就是将人物内涵极力紧缩的"三突出"和将人物功能无限扩展的"主体性。"     

“人民文学”的观念嬗变及当代价值

"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观的理论创新,是有别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新的创作导向。通过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人民文学观的生成和发展,进一步揭橥人民文学观的当代价值。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提出,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文艺发展的需求,更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1956年：“双百”方针催生的小说新潮

以"双百"方针的提出为背景,1956年的小说创作新潮确立了"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从而打破了50年代初以颂歌为主调的文学创作模式,开辟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维度和新思路.这一创作新潮的出现既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精神的再生,同时也是建国以来重新确认知识分子角色的一个重大尝试.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     

论五四知识分子从“医国”到“医人”的精神嬗变历程

五四知识分子在“医国”思想的支配下走出了国门,他们在初期大多数都没有选择学习文学。然而,随着异国体验的加深和自身精神的发展,他们开始转向文学,从“医国”走向了“医人”。在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识分子直接走上文学之路正是“医人”思想影响的结果。梳理五四留学生的这一精神历程,并分析五四精神的本质特征,认为它是五四知识分子受西医思维的影响而对中国采取的一种破坏性的治疗。     

民初上海文学“甲寅中兴”考索

民初上海进一步都市化形成的消费性文化市场和辛亥革命后南社文人的创作 ,是 1914年“甲寅中兴”出现的原因 ;“甲寅中兴”主要表现在“言情小说”创作和“家庭戏”演出两个方面 ,为几年后的“五四”新文学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更主要是文人的精神蜕变 ,导致了“甲寅中兴”的迅速衰竭 ,民初上海文学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