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吏部尚书出身与人仕途径

吏部尚书是唐代重要中央职官,其职能与地位与前朝制度无大差异,但职权大小略有不同,在法理上,其一直属于吏部长官,这点无可置疑.就其出身与入仕途径而言,唐代吏部尚书出身阶层相对都较高,多数通过科举等进入仕途,起家官相对也优越,在唐前期各朝几乎都有非郡姓出身吏部尚书,说明唐前期已开始摆脱南北朝门阀士族控制人事权力的局面,在用人上已表现出不拘一格的态势.而唐中后期士族出身者特别南北朝旧士族为保持其门第兴盛,必须倚仗科举入仕,加上科举入仕已为重要入仕途径,故而出自士族阶层者逐渐增多.科举出身者在吏部尚书担任者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前期吏部尚书起家官情况比较复杂,至后期较多起家为校书郎者,起家官中为地方官且为节度使属官的情况是后期独有现象,人数不少,乃后期可考起家官最多的一种.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聘财和嫁妆

聘财和嫁妆是中国古代婚姻中的一种礼和俗,至中古时期演变为婚姻重财.唐代婚姻重财经历了从前期重聘财到中后期重嫁妆的演变,这是唐代以士族的衰亡和官僚阶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变革和以出嫁以后女子生活中父权地位下降、夫权地位的上升为特征的家族权力变革的结果.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士族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 ,不仅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亦甚为密切 ,故颇为学术界所关注。然就其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 ,学界对士族发展的前期 (即两晋南北朝时期 )投入较多 ,成果丰硕 ,而对其后期 (即隋唐时期 )关注不够 ,成果较少 ,歧见颇多。李浩先生近年来致力于唐代文学士族的研究 ,已出版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3年再版 )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关中地域文学 ,而其新近出版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 ,2 0 0 2年 )则将视野进一步扩大 ,对唐代…     

论墓志所见北魏幕府僚佐起家问题

初仕含义的起家官是士人出身等第信息的浓缩,也是六朝士族制社会维护门第流品秩序的关键,故受门阀化洗礼的北魏墓志对此高调标榜。墓志资料显示,伴随着北魏诸公及将军幕府机构的膨胀,原本鲜有高门问津的僚佐逐渐步入清流行列,成为显赫的士族起家官。幕僚释褐对候选者的家世背景有严格要求,三代世资达到旧令五品以上方能入围,以此确保士族的垄断权益。其内部分层清晰明确,功臣后裔、五等封君和精英人士高居新令六品以上,世资一、二品的宗室位列正七品,同等条件的庶姓及世资三至五品者退居从七品,这里折射出崭新的阀阅等级体系和统治集团的构造特征。从幕僚出身者的仕途前景来看,首次调转往往破格超迁,平生所任最高官普遍跨越象征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官僚线,极具强劲的助推潜质,因而备受士族推崇。评判官职清浊的传统标准就此彻底被颠覆,也引发我们对北魏士族风尚潮流及文化价值取向的重新认识。     

唐代比丘尼的种类、受戒习业以及弘法活动

唐代是中国佛教鼎盛时期,大量女性走入了比丘尼的行列。当时比丘尼队伍主要由出家的比丘尼、挂籍寺庙的比丘尼和私度的比丘尼三部分组成。唐代女性要想获得僧伽资格必须经过两次受戒,即沙弥戒和比丘戒。唐代的大德尼已经获得了为女性出家者授具足戒的权力,一些大德尼还代表政府为人剃度。比丘尼们积极从事写译、造像、讲经等弘扬佛法的活动。比丘尼的宗教活动主要包括日常的持戒、诵经和不定期的抄经、写经、造像等,她们的很多功德活动都围绕着寺院进行。比丘尼也经常举行讲经活动,出身士族、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比丘尼所讲多为僧讲。社会下层也有比丘尼的讲经活动,只不过她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往往被迫中止。     

从唐传奇看唐代女性婚恋观

唐传奇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多层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尤其真实再现了唐代社会女性的婚恋情况。与开放的社会风气相适应,唐代女性的婚恋观亦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特色而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东晋文人的历史特征及其演变

西晋灭亡后,在江南建国的东晋王朝上下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历史反省思潮。在此环境中,东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人物虽然皆出身于门阀士族,但却形成了有别于前代名士政治的两大特征,即对事功的重新重视和个人才能的文武合一。随着名士文化的发展,在士族文人中又逐渐产生出另一重文化人生,同时对名士政治的价值理性不断地进行消蚀。     

关于唐代吴兴姚氏入仕人数的初步统计

吴兴姚氏是汉唐之间江东地区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为唐代江东四大士族之一。目前，学术界对其整体鲜有关注，更未见有关唐代吴兴姚氏入仕人数的统计成果。爬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相关墓志铭，可知唐代吴兴姚氏的入仕人数为137人，表明吴兴姚氏是唐代的中等士族。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     

唐代女官服饰的文化内涵及其审美特征解析

襦裙、男装、胡服都是唐代女官比较常见的着装,不同的色泽、款式与风格不仅有不同的指称意义,也体现着不同的审美诉求,还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唐代女官的服饰造型及其变革不仅折射着特定女官的身份、地位与职分,还折射着当时社会的经济形势、文化生态、审美诉求与价值取向.     

唐代山东籍士族仕宦与地域分布——以两《唐书》为中心

受唐代不同时期政治局势、入仕途径及朝廷施政方针等因素的影响,山东籍士族在唐代的政治影响力也经历了从初唐相对沉寂,盛唐蓬勃发展,中唐稍有回落,晚唐短暂回光的变化。唐代山东籍官员及宰辅在地域分布上以沂州、贝州等地为主。有唐一代,山东籍士族在今山东地域始终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力。     

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西北大学地处周秦汉唐故都 ,长期以来颇注重对唐代文史研究力量的投入 ,老一代学人成就斐然 ,中青年学者笔耕不辍 ,亦多有不俗的表现。李浩先生继《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 ,1 996年 4月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台湾文津出版社 ,1 999年 6月 )之后 ,最近又推出他的新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 ,2 0 0 2年 1 0月 )。一方面 ,该书继承了西大学人的传统学风 ,并保持作者自己一以贯之的学术个性 ;另一方面 ,又在学术策略、课题选择、研究方法上有许多新变。检视李浩旧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文…     

从“尚阀阅”到“贵人物”——唐宋官宦世家婚姻价值取向的比较

唐宋时期，官宦世家缔结婚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时代转变。唐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主流价值取向是崇尚阀阅，表现为旧门间互通婚姻、新贵攀附旧门以及新贵间互通婚姻。宋代官宦世家则崇尚人物，表现为对婚配对象的才能、修养、资财和家世的重视。这种转变是与唐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相一致的，其核心取向仍然是人们的社会地位。     

唐代女冠诗人的婚姻境遇及其人生选择--以李冶、鱼玄机和薛涛为中心

使唐代女性陷入婚姻困境的最大的原因是门第婚姻,出身门第族望不为时人所重的女性婚姻缔结的可选择空间被大大压缩;而且因为当时社会重视的是“贤妇”,所以身为才媛并不能在婚姻缔结上取得优势。具体考述女冠诗人的婚姻境遇,并观察她们为解脱困境所做的努力及其结果,从而理解她们人生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由此可以更加深入理解女冠诗歌的文本特色。     

中国青年职业价值观初探

为了考察当代青年职业价值观的新变化,对高中生、大学生以及在职青年三个阶段的当代青年进行了职业价值观的调查,使用自编问卷,包括六个维度:工作保障维度取向、贡献及集体主义取向、自我发展取向、家庭取向、尊重及声望取向、社会关系取向.结果发现:青年女性比男性更加重视工作保障,汉族青年更加重视社会关系,少数民族青年更加重视贡献集体主义,青年人的职业价值取向存在性别及学历水平的差异,但没有发现民族差异.     

抵制·渴慕·操纵——论唐代士族对科举的多重态度

产生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此后封建国家简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唐王朝社会各阶层表现出种种不同态度,其中士族阶层的态度最值得注意。士族对科举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抵制与攻击、羡慕与渴求、把持与操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阶层不可避免的衰落、转化以及它的反抗、挣扎,对于我们认识唐代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斗争、社会结构与社会风尚,都有一定的意义     

家庭本位还是事业本位:女私营企业家的价值观分析——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女私营企业家作为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精英,她们的家庭事业观代表了中国精英女性的立场.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女私营企业家200份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女私营企业家传统的女性依附观已经消失,具有明显的性别平等意识;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越高的女私营企业家,越重视家庭价值,但政治资本越低的女私营企业家,越看重工作价值;未婚女私营企业家更看重工作价值;收入水平越高的女私营企业家,越看重工作价值;草根出身的女私营企业家更重视家庭价值和更不重视工作价值;所在企业营业顿越高的女私营企业家,越不重视工作价值.     

唐代科举制度和牛李党争

唐代中后期的朋党之争,与科举考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座主与门生,同年,同门等官场中的各种人际关系,都是伴随着科举制度而出现的,这些关系的产生为新官僚结成帮派提供了土壤。唐代历时最长、斗争最烈、范围最广的"牛李党争"也是由科举取士事件而开始结怨。综观牛李党争的过程,科举的兴废变革始终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在唐代党争中,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士人相互排斥,相互争权夺利,意气用事,只知维护自己的小集团利益,以派系的观点代替正确的政策。     

吴姓士族与刘宋建国

东晋末年,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出身寒微的刘裕和仕途坎坷的吴姓士族结成了同盟关系。吴姓士族对刘裕忠心耿耿,追随刘裕南征北战,参与了刘宋建国前几乎所有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为刘宋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刘裕的器重和信任。刘宋建国后,虽然吴姓士族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刘宋皇室为取得侨姓高门的认同,大力笼络侨姓高门,吴姓士族的地位依然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