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姚燮与晚清浙东藏书文化

晚清宁波学者姚燮,以大梅山馆藏书驰名学林,在晚清藏书史中独树一帜。其藏书是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反映了普通士人与百姓的文化崇尚。姚燮的藏书思想已经走出了乾嘉时期“佞宋嗜古”的鉴藏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浙东士人藏书从“尊赏鉴”到“重藏读”的社会文化转向。     

王士礻真尚“清”书学思想的教育视野

王士礻真书学思想受老庄思想与魏晋玄学的影响,以“清”为尚,形成了他独具魅力的审美观。本文从淡、远两个方面来分析其虚静、空灵的主体人格,并对其书学思想的根源———对魏晋士人的向往与具有的类似魏晋士人性情的言谈举止加以介绍。     

孟子的士人理想与人格精神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圣王”政治 ,“为王者师”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对士人身份的最好设计。他认为“道尊于势” ,君师人格平等。其实质是向王权争回士人做人的平等权力和人格独立。孟子“道”不行 ,开创了德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 ,追求以仁义化天下而“不知为之者”、“功成而不有”的人格自由与伟大。高扬士人人格的独立性与自由性 ,是他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儒佛互补: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个性。甲申之变发生后,岭南的士子纷纷“勤王救国”。当清王朝逐一平定各南明小王朝之后,岭南士人又纷纷选择出家与“殉道”两条道路。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因,除了士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全面熏陶之外,与岭南地区长期以来佛教文化的浸染及基督教文化的渗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岭南士人在特殊背景下选择出家,与传统士人“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有很大区别,确定地说,应当是“儒佛互补”。而“殉道”的行为,当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近代湖湘士风与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演进

青年毛泽东从17岁到27岁(1910-1920)的思想是起伏多变的,经其10年间的探索和历练,他的思想终于完成了质的跃迁。这种变化发展与近代湖湘士风的影响濡染密切相关。在儒学背景下形成的近代湖湘士风相继融合了洋务运动、留学风潮和苏俄红色革命所形成的多元开放的思想元素:传统士人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情怀里融进了“变法”制度的渴望;坐而论道的传统士风吸纳了异域近代西方文明成果而注重“知行合一”……这一切,成就了近代湖湘历史上士人社会群体行动的独特景观。青年毛泽东身在其中,思想不断发展演进:他从探究宇宙“大本大源”期望“圣贤救世”的客观唯心之说走向了“唯我”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进而走向“知行舍一”的“现实主义”和“实践至善”;严酷的现实斗争和异域苏俄革命的成功又使青年毛泽东抛弃了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找到了“救世”的良方在于“暴力革命”,找到了“救世”的力量在于“民众联合”。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新学”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赖以存在的思想价值根基,从而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正统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从其“新学”思想出发对通俗小说的肯定与提倡,为通俗小说地位的历史性提升与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扫清了障碍,从而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乃至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求善 求实 求自然——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文化视角

将汉晋“士人”的人格变迁研究置于从儒家独尊的一元文化模式向儒、道、释、玄的多元文化模式演变的宏观文化背景下 ,并以哲学的视角 ,检视汉晋求善、求实、求自然的文化精神的嬗变对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影响 ,揭示了从西汉进取型人格经由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苏醒 ,最后发展成为魏晋士人的“边际人”人格的变迁过程。     

反避税工作现状和措施浅析

通过对反避税工作的现状、避税的主要手段的分析，提出在加强反国际避税的同时，应加强对国内避税工作的研究，在理念上、立法上、管理上加以不断更新与完善，为公平纳税环境，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提供有力保障．     

WTO与反腐机制的创新

我国加入WTO,使反腐廉政建设既受到四个正面效应的影响,又面临三个负面影响的冲击。在这种新形势、新情况下,应当不断探索反腐机制的创新。当前应努力构筑反腐廉政工作七个方面的新机制,即思想教育的新机制、法纪约束的新机制、权力约束的新机制、测评预警的新机制、查案惩处的新机制、廉政激励的新机制和反腐倡廉责任制的新机制。     

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写在防治非典之际

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此,党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了抗击非典最终战胜非典,我们党和政府作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决策措施,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探索,完成了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其深刻的主观原因。     

英语议论文中"it"的所指意义及功能

英语中的代词it可以作为指示代词、虚指词、定指代词和非定指代词等使用.传统语法认为,它的语法功能大于意义功能.但在特定的语篇中,it的使用频率、意义与功能会因语境和文风的不同有所差异.对语料选篇的分析发现,根据不同的文风和信息的突显度以及篇章的要求,it的使用在意义与功能上都有特殊性,对此进行系统性研究对语篇理解、欣赏和英语阅读及写作课教学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老子“知不知”的养生观

老子是中国养生学的开创者,其养生智慧集中体现在＂知不知＂的要求上。在他看来,人的疾病主要是由于心智不明所导致的。因此,他在＂病病不病＂的独特疾病观基础上,强调养生要诀在于知常复命,关键是抱道不失。如此说来,在生活中坚持＂惟道是从＂与＂唯施是畏＂,就是养生健康的不二法门,亦即,要知＂道＂、行＂道＂。     

《刑法》中的单位行贿罪研究

单位行为是单位在其整体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为单位谋取利益的行为。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对象包括非国有单位。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单位行贿罪的犯罪客体存在差异。应该根据犯罪对象的性质来区分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应该比照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规定不同等级的量刑幅度。《刑法》不应该对单位行贿罪规定优惠政策。     

刑法溯及力理论问题探析

刑法的溯及力 ,是新刑法修订后在法律适用中的一个需要准确把握的问题。特别在司法实践中 ,出现了一些有争议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行为时法的范围、处刑轻重的比较、跨法犯的法律选择问题。研究刑法溯及力的理论问题 ,以期对实际问题有所裨益     

论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不同规定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问题在亚里士多德实体学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把形式等同于"其所是的是",又认为形式是"这类",是一物"内伏的是因",是最高目的。理清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这些不同规定及其相互关系是理解其实体学说的关键。     

顺民之欲富民而治

所谓“人欲”,不外乎饮食男女、穿衣吃饭、生老病死的事,是民众求生存、求发展、求富裕的基本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并非与“天理”不相容。“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作为官吏,无论是讲廉政,还是讲勤政,首先要理解和尊重民众的基本欲望,顺民之欲,富民而治。要“宽以养民,严以治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