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是胡锦涛总书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讲话中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衡量各级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多年来,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随着广州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社会各阶层利益矛盾冲突必然更为复杂。只有立足基层、不断改进加强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工作,才能更好地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转型期乡镇调处矛盾纠纷的制约与突破

乡镇政府处于国家政权的最基层,其向上承载着庞大的国家机构体系,向下则连接着九亿之众的广大农村社会.乡镇在客观上担负着调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职能,它以独特的方式调处、化解形形色色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形成一套颇具特色的乡镇纠纷解决机制,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乡镇却面临着社会与自身的双重转型,并深深地陷入转型期的不适与痛楚之中,这种境况严重制约了乡镇调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职能的发挥.因此,乡镇需要通过制度与机制的创新,从而获得与其职能相匹配的调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手段.     

借力人民调解 助推辖区和谐稳定

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新塘街重视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服务改善和保障民生,有力维护了辖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西北民族地区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西北民族地区流动人口激增,面临一系列独特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再加国际外部环境的影响与渗透,恐怖暴力事件频发,西北的社会稳定成为影响全国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有新的应对之策,重视社会服务,增强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社会治安预警机制;加固社会＂稳压器＂,构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四级网络;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创新社区人口管理工作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建立打、防、控为一体的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机制;建构以基层社会组织为基础的综合治安管理体系。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治安管理应在法制化的基础上,强调全社会参与、加强社会基层组织建设,突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确保社会安全稳定。     

论社区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的功能与结构

建立健全舆情疏导机制,将民间纠纷和基层矛盾解决在社区,已经成为新时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条基本思路。本文在此背景下以社区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为研究视角,结合学理与社会实践,对其功能与结构进行了初步论证。     

基层维稳新探索——天津唐口街“群众诉求调处四级网格”结构功能分析

新形势下的社会冲突大多数源起于基层。亟需我们稳定基础、防治兼顾。天津市唐口街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建立"群众诉求调处四级网格"的做法,为疏导和化解基层冲突纠纷提供了有益启示。     

基层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解决路径——以广东省惠阳区为例

社会转型的加快,使基层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土地承包纠纷居高不下、土地征用纠纷反复、劳资纠纷动辄引发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物业管理引起的纠纷增多。为了有效预防、成功调处和防止激化矛盾纠纷,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从黉l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整利益分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     

关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几点思考——基于贵州省余庆县的实地考察

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考察余庆等地方实践,发现社会矛盾纠纷大多产生于基层,必须化解在基层;应通过解决民生实事从源头上加以预防和化解;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工作方法;与稳步推进基层协商相结合。     

妥善处理利益矛盾 健全利益整合机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仍然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化解和正确处理方方面面的利益矛盾。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包括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关于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的时期,社会利益和冲突的多元化、社会主体关系的多元化、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多元化必然要求纠纷解决手段的多样化.因此,加快构建多元化家事纠纷解决机制,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和偏好、可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司法和谐"理念强调了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家事案件的处理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机制,发挥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部门调解等矛盾调处机制的作用,扩大了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适用范围,从而真正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问题路径.     

以基层党建科学化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关于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与群众自我服务的关系思考

从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层面来看,至少有三个词炙手可热：一是社会管理创新;二是创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三是基层党建科学化。这三大任务繁重艰巨且十分紧迫。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三个领域各自的实践都丰富多彩。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统领,建设服务型政党、创新型政党,实现基层党建创新。从这些新要求的相关性、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与群众自我服务的关系角度看,有三个方面对以基层党建科学化推动社会管理创新至关重要：一是深入研究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基层党建科学化的关系;二是以实行党代表提案制为平台,反映、整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三是以社会管理创新的精神和理念推动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形式的多样化。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转型社会视域下的多元解纷方式论析——以西安地区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例

我国目前正处在由经济转型而引发的整个社会转型的历史转折点,改革开放30多年带给人民经济福音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社会利益纷争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新态势,使得以法治为主的新的多元解纷机制的建构显得极为迫切。本文以西安地区近五年来构建司法、行政、仲裁、调解等多种方式并存的多元解纷机制的实践为对象,在图绘各种解纷方式的现实地位和实际效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尝试性的病理分析,进而对转型时期的解纷方式,做出对策性的反思与论证。     

基层维稳新探索——天津唐口街“群众诉求调处四级网格”结构功能分析

新形势下的社会冲突大多数源起于基层。亟需我们稳定基础、防治兼顾。天津市唐口街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建立群众诉求调处四级网格的做法,为疏导和化解基层冲突纠纷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三个文明”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

"三个文明"建设与宏大的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尤其是与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现实需要以及领导人的思想状况等原因,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分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朝着"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方向继续努力.     

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建设思路

互联网作为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对社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互联网迅速地改变和重塑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其经历着一场解构与重构的革命,形成和凸显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模式。由此,中国社会在交往互动、舆论表达、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新特性。互联网的影响既带来显著的社会进步,也给管理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本文认为"互联网社会建设"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因而提出互联网社会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旨在提高互联网的管理水平,规范社会秩序,实现互联网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阶层分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利益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在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阶层分化的时代背景下 ,作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应对其利益整合功能进行科学而准确的定位 ,并应寻求比较现实的途径以充分发挥这一功能。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的最高准则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其根本目标是构建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 ;其理念依据是共享改革成果 ,实现社会公正。为此 ,中国共产党要提升市场化的体制结构对实现利益的激励作用 ;要从立法上保证不同阶层的权利和利益 ,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需要 ;要建立社会各阶层间的协商和协作机制 ,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和机构 ,发挥它们的协调作用及党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要扩大社会中间阶层 ,强化其消解利益矛盾和摩擦的“沉沙地”作用     

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历史解读及在新时期的理论价值

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它在改革开放后消失于学术视野,被其他从西方引进的思想、语言体系代替.当前,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大量涌现,其中大多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经济利益差别的扩大,导致了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仍然是指导我们党客观分析社会形势,指导我们采取科学的手段化解社会性冲突和突发性事件的基本理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密不可分,它渗透着我们党的许多宝贵经验和传统,积淀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代表着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和伦理追求.人民内部矛盾概念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紧密相联的,二者缺一不可,它与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