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即时强制界说

本文分析了现有行政即时强制的定义,并作了重新界定,即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主体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相对人自身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对相对人即时设定权利义务,即时执行的一种实力强制行为。本文认为,行政即时强制应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区别,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行政强制实施前是否先行存在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行政即时强制还应当与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和强制征收相区别。     

关于行政强制立法的几个问题

行政强制是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近年来随着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对行政强制统一立法 ,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文就这一问题对我国行政强制立法的名称 ,行政强制立法的模式 ,及行政强制立法内容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行政执行直接强制制度之构思--一个比较法的研究

行政执行直接强制可能造成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严重侵害,但我国目前对此尚缺乏法律拘束.笔者考察海外法治国家行政执行直接强制制度的历史和现状,认为我国在该领域的制度可从直接强制权的设定、直接强制的行使程序和直接强制的救济这三个方面来构思.     

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原则与规则

作者认为,我国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强制权与行政职权的关系,行政强制设定权与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关系,行政强制权与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关系,行政强制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关系。而行政强制设定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则有授权规则,权利规则,时限规则,事项规则,补充规则。     

行政紧急强制的程序问题

与一般行政行为相比,行政紧急强制具有紧急性、强制性和侵益性的显著特点,如何在保障行政紧急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同时尽可能少发生负面影响,应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西方国家在行政紧急强制立法方面很注重程序的设计,尽可能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之间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平衡点。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国在行政紧急强制程序的立法方面,应采取一种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和灵活性的程序。     

《行政强制法》第43条辩护——与刘启川博士商榷

《行政强制法》第43条限制了行政强制执行的时间,禁止为了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而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水停电等拒绝给付措施,彰显了保障公民权,限缩了行政权,以方法论个人主义诠释了强制执行过程中公共利益的本质。该条逻辑严密,理念先进,内容合理,与《行政强制法》同一章节的预置规则呼应表里,较好地处理了一般规则与例外规定的关系,尚无修改的必要。     

社会工作行政涵义辨析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行政涵义的理解比较宽泛，往往将“社会工作行政”、“社会行政”、“社会福利行政”等几个概念替代使用。在关于社会工作行政的范围方面，也存在着从政策过程、或从政策构成、以及从政策层次等三个不同的视角进行的解说。笔者在对“社会行政”、“社会福利行政”和“社会工作行政”三个概念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讨论的基础上，提出对社会工作行政涵义的理解。     

论裁量视角下的行政契约

对行政契约是否存在的回答,既要回应契约协商能否融入公权行政的质疑,又要解析契约手段与行政处理的博弈关系。而在梳理这两条脉络的过程中,行政裁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隘口:对于前者,行政裁量权的授予,为行政中的协商创造了空间,并使行政裁量下产生的行政关系成为划分"公""私"契约的标准;对于后者,行政裁量权的运作,为行政契约成为行政活动方式提供了可能,又使命令式管制外发展协商式行政成为必然。而在划清行政契约与民事契约、行政处理的界限后,对行政契约自身合法性的追问,更应依对行政裁量审查的方式进行,具体包括裁量逾越即行政契约限制相对人权利的界限划分、裁量怠惰即行政契约束缚行政主体权力的范围厘清、裁量滥用即行政契约背离立法目的的程度判断。     

论行政上的即时强制

本文从总体上对行政上的即时强制进行研究,文章认为行政强制可分为一般强制与即时强制,它们都以基础性行政决定为前提,以是否能够期待相对人自动履行义务(从时间上的允许性和义务类型上的可能性两方面考察)为人权关怀.其中,即时强制以基础决定为前置条件,以出现紧急情况且无法期待相对人自动履行为限度条件,以具体法律明确授权为职权条件.即时强制的方法从实际所达对象的不同,分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对财物的各种处置、对住宅等场所的进入和依职权所为的其他必要处置四类.文章最后提出,即时强制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管道畅通;鉴于合法的即时强制常会带给相对人特别牺牲,所以应建立比较系统的行政补偿制度.     

论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区别的理论基础

刑罚权和行政罚权是公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保障性要素,合理界定刑罚权与行政罚权的调整范围,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刑罚权与行政罚权在调整范围上存在着重叠和交叉的现象,因而有必要清晰地界分两种不同性质公权力作用范围的基本领域,即区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其中,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区别的理论基础,是该问题的逻辑起点。立足于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各国相关的立法现状,区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理论主要存在质的差异说、量的差异说和质量的差异说三种观点。与片面的量的差异说和质的差异说相比较,质量的差异说被更多的学者认可。但在我国具体适用质量的差异说时,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法制国情和理论现状明确并丰富质量的差异说,确定"质"与"量"的内涵和标准,并梳理"质"与"量"的关系,以使该学说在我国的应用更加科学。     

论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作为公共行政的组织基础,官僚制对于公共行政具有管理、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为目标的行政发展需要对官僚体制在上述三个维度加以完善以及实现三者的和谐统一.行政发展的困境就是官僚制自身的组织缺陷在管理、政治和伦理三个维度上的集中体现;同时,官僚制的公共性特征导致在管理、政治和伦理这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内在逻辑困境.这构成了行政发展的双重困境.     

从官员复出失范审视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漏洞及其修复

问责官员的去向与安置作为行政问责最后一个环节既体现行政问责的执行效力,也反映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完善与健全的程度。问责官员"悄然复出"、"迅速复出"、"神秘复出"甚至"无痛复出"等失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漏洞,如缺少对行政问责客体的后续跟踪和监督机制,问责标准模糊、范围狭窄,问责程序启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制度合法性自我消解等。重视并规范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细化并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及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力度是修复行政问责制度漏洞、促进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机制探析

在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主要有环境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三种方式。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我国一般规定为不可诉的行政调解行为,而对于自然资源纠纷的行政处理,则规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决行为。这种法律规定的差异不仅导致了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法律体系存在混乱和冲突,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行政指导的程序保障

行政指导作为现代政府的施政中心与有效管理手段,必然含有正当程序的内容。重实体轻程序的价值取向的状况,在行政指导的设立、运行及其效果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显然,缺乏程序保障的实体推行,其结果往往是"法制"存而法治亡。在以行政指导的程序价值、行政指导程序的逻辑结构、行政指导程序保障的表现形式为组成结构的框架下,揭示了行政指导所应有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着重强调了程序理性、程序中立、程序公开也是行政指导逻辑结构的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制定行政指导程序、运行行政指导程序为行政指导程序保障切实得到实施的表现形式。从法理学视角,诠释了行政指导保障的应有之义,希能为行政指导的制定、运行等实务行为提供理论参考,也希望通过程序重塑实体公正,全面推行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强制隔离戒毒的法律定位及制度完善

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表明这种不经司法裁判而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在制度层面的终结,这一政策倾向使得当前继续存在的强制隔离戒毒措施必然遭受类似的质疑.在形式上与劳动教养相似的强制隔离戒毒措施,在法律地位上能否获得相应的位置,以及在制度功效上能否契合当前社会管理的目标,这些都是值得研讨的问题.若强制隔离戒毒制度不能在法律正当性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可预期时限内又不易解决,那么,探讨其在适用当中的缺陷并有针对性地对其措施手段或运行方式进行优化,就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探析

根据行政不作为中义务的产生条件不同,可以将行政不作为划分为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与依申请性行政不作为两类.对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界定要以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负有特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为前提条件,同时要结合有法定的事实发生之客观要件、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可能性之主观要件、行政主体没有履行其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之内容要件来加以分析判断.构成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之前提的行政作为义务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是法律规范的直接设定或间接体现,还来源于行政主体的先行行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设定.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具体表现为作为起因性不作为和纯粹不作为,是具有违法性的.     

论法律保留原则在非关税壁垒行政指导中的适用

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赋予了法律保留原则新的内涵.法律保留当中的"法律"应作广义的理解.该原则在行政指导中主要体现在调整的密度上.本文认为,作为非强制新型行政行为的行政指导,法律保留的调整密度保留至组织法.对于非关税壁垒行政指导的法律保留问题的解决,除了依据法律保留在行政指导的保留密度理论以外,还要从指导的行为模式、程序控制和法律救济等技术层面进行突破.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概念、问题及解决之策

学界虽然对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概念并没有达成共识,但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概念得知,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应当是指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赋予的准司法处罚权限,责令侵权行为人立即停止侵权,并对其处以没收和罚款等行政处罚的行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存在与民事救济制度界限不清、行政保护主体过多、与司法救济存在一定矛盾和利用罚款处罚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效率及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和不足,有待我国通过设立保护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统一管理部门,建立知识产权侵权人的黑名单登记、公布和查询制度等加以解决和克服。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不仅能够起到制裁和打击侵权行为、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作用,而且还会震慑和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     

关于行政越权的理论探究

由于学者们关于行政越权的研究所取角度比较混乱,加之近几年几乎无人再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由此使法学界对行政越权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从中国法律和法治实践出发,通过借鉴英、法、美等国的法治经验,行政越权应被界定为行政主体超越其行政职权作出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越权常表现为行政主体侵犯司法裁判权和越权行使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权,以及越权行使其他行政主体的法定职权。对于行政越权,行政相对人可通过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要求原行政主体、上级行政主体或人民法院撤销越权行政行为,其撤销是否溯及既往可视具体情况决定。     

现代公共行政视阈下"完整行政人"分析

纵观百年公共行政的历史演进过程,"行政人"的内涵都在不同层面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人性化的主旨内涵是要注重人的整体层面,将行政人人性进行完整复归."完整行政人"是要将此种理念具体为行政制度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追求"完整行政人"是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行政人人性缺失方面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的重构.从对"完整行政人"的价值追求中去复归公共行政的主旨内涵,同时更需要从哲学的维度去把握"完整行政人"的主体性,更好地追寻其内在根本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