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作家的革命叙事下潜隐的现代市民想象

对于左翼叙事,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关注其激进的革命主题与红色意义,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上海二三十年代现代都市发展与市民文化背景下,茅盾、丁玲等左翼作家的某些文表现出一种写作意图与实际流露情感的断裂。这种断裂反映了他们的左翼革命价值观与内心真实的价值取向之间的错位。本文试图对他们在革命叙事下潜隐的市民情感和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主体的艰难建构——对丁玲上海时期创作的一种解读

丁玲在1930年代上海时期的创作是一个主体的自我建构过程.透过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丁玲并没有真正完成主体的转变,这在深层次上印证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主体的艰难建构。     

论丁玲与萧红小说的不同思想风貌

丁玲与萧红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一,丁玲的个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相互交错、此消彼长;萧红由一位激进的左翼作家转变为自由撰稿人。二,丁玲顺应主流意识需要刻意展示农村革命进程与农民心理变迁,萧红关注东北农民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革命意识与民族意识觉醒。三,丁玲依据政治理念,从社会分析角度对生活作出评价;萧红从生命体验出发描摹农民生存状态。     

论早期革命文学创建无产阶级文化的精神诉求

1920年代,一些革命作家产生了创建无产阶级文化的精神诉求,这促使进步文艺界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过程中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内涵和外延。1930年代初,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理论家的文化观日渐成熟,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化诉求促进了左翼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

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登上文坛,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为这些“ 革命女性”准备现实的土壤。1929年,长篇小说《韦护》标志着丁玲创作从“革命女性”向 “女性革命”的转变。在这里,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不惜用大量笔墨礼赞爱情。但 丁玲毕竟是忠实于自我的作家,到延安后,1942年3月8日前写下的《“三八节”有感》标志 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经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来。 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观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她的创作向往 在“人”的意义上建构真实的女性主体。     

1930年代上海左翼大剧场公演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问题

1930年代的上海左翼戏剧运动,与新兴的电影工业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电影工业一方面是左翼剧运需面对的一种强大的收编性力量,另一方面又在明星制度与市场运作方式上给它提供了启发,使其实现了繁荣的大剧场公演与初步的职业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左翼剧运由漂浮于社会结构之上的激进的"梅耶荷德倾向",逐渐移动到社会结构内部;演员经由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学习,也自觉地深入到角色内部,追求"灵魂的化装",磨砺了演剧艺术。但左翼剧运还由此形成了一个闭合结构,剧坛纷争此起彼伏。     

瞿秋白策略性文论的建构

1930年代初,翟秋白投身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共夺取文化领导权而工作.他积极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倡导文艺大众化,评价鲁迅以树立革命文学的典范,这构成了他的策略性文论的基本内容与批评标准.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灾荒中的艰难“向左转”——再论丁玲的《水》

《水》是丁玲向左转的标志性作品,它的成就与局限都为当时的左翼批评界所热议。丁玲为何写作《水》?《水》的所谓局限又是缘何而生?通过追问这两个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问题,丁玲之向左转的深层思想构造逐渐得以展现。事实上,在这次看似激进的文学与革命选择背后,蕴藏着作家公共意识与革命愿景的激烈冲突,而其内心深处的理性精神与主体意识则在根本上决定了此一转向的姿态。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对左翼文学的财认识

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复杂的一页。“复杂”性之一是就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贡献而言,左翼文学是无愧于历史的,不少左翼作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左翼作家一直奋斗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生     

个性色彩·文学情结·政治意识——解读丁玲精神史与20世纪中国革命

丁玲创作的精神流变轨迹与中国革命的复杂进程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张力。丁玲早期作品中个性色彩与文学情结并存,凸显其忧患而叛逆的特质,但这种特质在左翼文学革命中趋于淡化;中期作品文学情结与政治意识相融,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启蒙理性到工农革命的跨越,成就了信仰永驻的红色经典;后期作品政治意识与个性色彩犹存,其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折射20世纪中国革命历程的复杂性。     

艰难的选择与转型

二十世纪中国经历了由思想革命向政治革命转变的历程,作为对现实反映的20世纪中国文学也经历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而左翼"革命+恋爱"小说作为这种转型的中间状态,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虽然它在形成初期就遭到了来自左翼内部的批判和斗争.     

1930中国文坛的"新感觉风"

"新感觉风"作为一种文体风格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有重要影响,一些批评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以扩大其影响,但由于这一文风自身的缺陷,它面临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以及来自"左翼"文坛的批判,这使"新感觉风"在现代中国文坛存在的历史非常短暂.     

论丘东平

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显示了新文学作家代际差异的形成,而丘东平就是最为出色的“新世代”作家.他的作品彻底超越了早期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模式,摆脱了左翼的“学生腔”和“小资味”.他给左翼文坛吹进了一股清劲而质朴的风气,又能以鲜活、真切、感性的文笔感染读者.他的创作为我们再思考左翼文学运动乃至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对左翼文学的再认识

<正>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复杂的一页。“复杂”性之一是就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贡献而言,左翼文学是无愧于历史的,不少左翼作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左翼作家一直奋斗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生     

瞿秋白策略性文论的建构

1930年代初，瞿秋白投身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共夺取文化领导权而工作。他积极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倡导文艺大众化，评价鲁迅以树立革命文学的典范，这构成了他的策略性文论的基本内容与批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