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村庄:项目资源下乡的实践与困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且项目资源下乡愈发趋于经营村庄。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目标的政绩考核,将项目资源集中投放到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围绕乡村景观化打造的项目资源下乡由此呈现经营性转向。这种经营性转向形成项目资源下乡的经营逻辑,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通过资源的持续性输入打造亮点,借助行政力量对村级组织的替代主导村级发展,并利用招商引资对乡村景观进行资本公司化运作,从而实现对村庄的整体性经营。但其经营实践却带来项目资源的供需脱嵌,导致下乡资源被资本攫取,同时引发私人争利意识,造成村民脱域,瓦解村庄公共性,在此过程中村治主体的更替与村级组织的边缘化也不断弱化村级治理能力,导致村级治理脱嵌。从资源下乡视角观察,发现这一治理困境是由下乡资源内在发展导向的异化所致,项目资源下乡具有特定发展目标与发展要求,但其发展导向在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中被异化成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论倾向。基于此,项目资源下乡应立足村庄与村民本位,通过激活基层治理实现下乡资源的发展目标,以治理促发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推动城乡有机融合与一体化发展。     

闲暇消费中的妇女与村庄秩序——以鄂西北化村为例

在以机械化与化学农业为主要手段的生产方式下,农业劳动不再是耗时耗力的活动,农民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闲暇。在以妇女为主要群体的村庄,闲暇消费成为村庄活动的重要的内容,而妇女在闲暇消费中的关系建构与享受态度,使以闲暇消费为中心的＂圈子＂成为新的村庄核心关系,由此改造了村庄中的关系结构、整合机制与村庄秩序。     

“内卷化”外的建构叙事:资源下乡与文化网络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国家资源输入村庄建构了村庄的整合秩序,但是当下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的机制解释路径,无法合理解释这一建构性的实践经验。本文建构“资源-文化网络”的概念框架,通过个案追踪研究后发现资源下乡重构了文化网络,成为一股建构性的力量来整合村庄秩序。这一过程内含四种作用机制:(1)互动机制,资源下乡带动村民成立自发组织,并进行组织网络互动,提高政治参与积极性,促进政治机构完善;(2)激励机制,物质激励赋予传统村规民约以新内涵,激发居民参与自治,非物质激励带动非体制精英发挥乡贤作用,回馈乡里;(3)动员机制,资源输入形塑村庄强社会关联,提升内聚力,集体动员抵御外部破坏性力量;(4)责任机制,村庄共同体的公共权威人物,在平等与公平的价值规范约束下,进行普惠与照顾的目标权衡。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国家输入资源变量、村庄与村民自下而上反应以及未来取向维度缺失的不足。在政策上为“建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充分依据。     

派性政治与村庄治理——以华北地区L村的选举事件为例

派性政治由于村庄选举及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各个程序而存在,村庄治理为派性政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派性政治的发生提供了场景,因此,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的稳定。     

资源下乡、行动者博弈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随着国家对基层资源投入的加大,村庄出现精英俘获资源的治理内卷化问题。基于个案追踪,发现多元行动主体围绕下乡资源展开博弈,却难以跳脱内卷化困境。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找回普通村民与村庄精英的复杂博弈关系,挖掘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心态及动机。研究揭示资源下乡与行动者行为选择相抵牾的四组深层机制：村庄精英缺乏荣誉等要素激励,偏好以权谋利,导致资源下乡带来的公共利益分配竞争机制挤压合作机制;亲族博弈反复纠缠削弱关系信任机制;村庄精英依托信息自由裁量权限,构建项目信息差序扩散机制;对村庄精英异化项目经营自由裁量权限的利己行为的弱约束机制。四组机制是资源下乡带来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内在根源。     

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基于S省A村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形成具有较强集体秩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但是审视我国利益密集型村庄可以发现,不少村庄社会治理存在集体秩序衰落的现实状况。为进一步探究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弱集体秩序”的生成逻辑,构建“利益嵌入-秩序重塑”分析框架,对S省A村的全治理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集体土地、产业利益日渐密集的背景下,“精英俘获”的村治精英、“次精英俘获”的部分村民以及未参与争利的边缘群体,共同组成了分散化的治理结构;其次,村治精英采取集体利益让渡、集体管理异化的方式维持村庄治理秩序,形成了短期化的治理方式;最后,自治原则的异化、德治功能的弱化以及法治规范的虚化,致使村庄治理规则虚置化。治理结构分散化、治理方式短期化和治理规则虚置化三要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消解了基层社会治理,促使利益密集型村庄治理生成“弱集体秩序”。     

再组织化:一个村庄秩序重构的行动逻辑——以A村徽商会为例

乡村如何再组织起来,已然型构为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现实课题之一。乡村的再组织化是实现乡村社会秩序重构的集体行动依托。基于组织赋权—资源集聚—自愿参与的三维行动,得以构建出“再组织化”的分析框架,型塑为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的治村理论逻辑。文章以A村徽商会为案例研究对象,实证发现：基于党建引领下架构了运营框架以及创建考核制度,促成组织赋权行动;通过农民技能培育与拓宽市场渠道,促成资源集聚行动;依托于多方家庭关系与故土情怀的互动合力,促成自愿参与,最终再组织化集体行动,促成了村庄治理秩序的重构,以期促成乡村全面振兴。     

村庄精英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华中地区L村为例

村庄精英是一群内生于农村社区共同体内的不同资本拥有者,他们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个人能力和条件为支撑,以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空间为表演舞台,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精英在农村的权力结构功能的发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省岳阳市L村中的村庄精英在丧礼仪式中的具体运作和所开展的工作,来探讨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及功能,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     

竞争立法与竞争秩序建构——以行政垄断规制必要性为中心

对竞争秩序概念内涵、竞争秩序建构可行性、转型经济竞争秩序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等分析发现,发挥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和限制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是实现经济转型和竞争秩序建构的基本要求。出于行政力量和行政性安排在中国过度存在的基本社会现实,中国反垄断立法必须更多地从中国国情而不是西方现成经验中寻找制度的根基,行政垄断规制应当与竞争得以开展的基础制度和环境的确立、经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防止同步进行。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村庄社区融合的困境及其对策——以浙江省金华市高校新区周边G村为例

村庄的社区融合是当今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面临诸多困难。文章针对当前村庄社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等困境,从村庄社区融合的主体出发,并以G村为例,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村庄社区融合的对策建议。     

女性民俗与农村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以温州L村为个案

女性、民俗和政治,三者并不仅仅是由抽象概念构成的宏大叙事关系,而是在具体时空中彼此嵌入并有着明确指向的研究课题。城镇化进程中,普通农村妇女在民俗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渠道中参与村委选举、监督征地利益失衡、培育女性民间社会团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实践了一条独特的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实质是城镇化带来的民俗生活的政治化,女性民俗的社会理性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转型农村社区妇女生活新传统。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需重视引导女性民俗于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的实践功能,这将是推进社区善治理想一条可供选择的重要路径。     

村庄精英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以甘肃定西市Z村婚嫁丧葬仪式为例

在西北农村社区中，传统精英在村庄婚嫁丧葬仪式中，乃至社区秩序的维护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通过描述Z村传统精英的角色扮演过程，进而在对由传统型精英、卡里斯马型精英和法理型精英组成的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他们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和功能，预示其对于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村庄建设规划方法探索与创新——以湘南某市为例

近年来,湘南某市共编制了375个村庄规划,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更好地做好村民建设规划工作,本文从某市已编制的村庄建设规划特点出发,结合该市实际情况,从村庄类型,规划原则等方面进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创新。     

资源产品利益分配问题研究——以油气资源为例

资源产品生产领域涉及矿产资源开采商、矿产资源所有者、矿产资源所在地(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等利益主体,这些主体依据不同权利分享资源收益的三个组成部分,即矿权收益、投资收益和税收.通过国内外石油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对比分析表明,在我国矿产资源收益分配中资源所有者、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应获利益中很大比例转移到开采商一方,成为其超额垄断利润.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国际比较也证明了我国资源所有者、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在收益分配中利益受损.这种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是油气资源开采混乱以及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村庄规划中的农民市民化逻辑 ——以广州K村“新农村建设”项目为例

2000年后,社会学界关于“农民市民化”主题的研究日益丰富,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回应两大问题：其一,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关切为何;其二,农民市民化进路何在。本文通过对广东广州城郊K村“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成果调查与文件梳理,试图窥探村庄规划如何通过达标机制、生成机制、发展机制有效推动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市民化进程,以及其特征与局限性,并由此回应上述两大问题,论证新型现代性、城乡一体化和“人的城市化”对当前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     

村庄经营者与"钓鱼"经营:项目进村背景下的村干部 ——以华北P县西水村为例

在项目进村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随着惠农项目逐渐增多,政府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政府与村庄、村干部的关系发生变化,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特征也发生变化.以华北地区一个村庄为例,讨论国家项目进入村庄之后引发的双重效应:项目作为国家政权力量向乡村渗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激发了一批农村精英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聚焦于新时代村干部的角色讨论,认为在项目进村的背景下,乡村精英成为"村庄经营者",他们采取"钓鱼"经营方式从政府拿到项目,并试图打通政府支持与村民信任之间的联系,让以往被视为只能二选一的"获得政府资源"和"获得村民信任"两个目标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自己的治理目标.力图分析概括这类村干部的行为特征和身份特点,并反思项目进村对村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