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农户分化类型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研究——来自陕西高陵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资产理论,将陕西省1469户农户依据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分为五种类型,研究农户分化类型及其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分析发现农户分化明显,五种类型农户呈现三个总的向度:一向度为农业人力贫困型和关系贫困型农户、二向度为非农负债发展型和富裕型农户、三向度为均衡发展型农户.分化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呈"U"型,负债发展型、人力贫困型和关系贫困型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旺盛,非农富裕型和均衡发展型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的需求不强烈.为满足分化农户贷款需求变迁特征,发挥农地抵押贷款农户增收作用,丰富分化农户生计资产,促使一向度农业贫困型农户向二、三向度农户转化,提出对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类型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行"差异供给"、创新农信社贷款产品、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就业培训等深化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博弈机制分析

当前我国农地细碎化现象严重,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而开展农地抵押贷款可以有效解决农户资源难题,促进农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对农地抵押贷款博弈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抵押物的处置难度、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征信系统等会影响农户和金融机构在抵押过程中的选择,故提出以下建议:降低抵押物处置难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村征信系统等。     

农户产权抵押借贷行为及对家庭福利效果影响分析

文章以我国西北地区产权抵押试点地区农户2013年的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分析农户产权抵押融资借贷及其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权抵押借款对于农户家庭的福利效应显著,农户借款促进了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并带动了农户家庭生产支出的增加;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形成的两种产权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同,农户自发、自下而上推动的抵押融资模式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及年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引导的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非农收入具有显著拉动作用;此外,土地规模化经营模式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农地产权、农地价值与农地抵押融资——基于农村信贷员的调查研究

进行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改革是否能使农地成为贷款抵押物,从而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调查了农村信贷员对接受农地作为贷款抵押物的看法,及接受条件。研究发现,由于目前农户规模小、农业用地的价值低、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强,即使改革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接受农业用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当农地价值大于某个阈值后,信贷员开始愿意接受农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只要农户拥有规定的30年土地使用权,土地是私有还是公有对土地成为抵押物的影响不大。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研究

利用实地调研的2 959户农户数据,分别采用OLogit、二元Logit和Poisson Hurdle 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响应决策及可得性,发现农户对农地抵押融资的认知和农村金融环境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经营类型、生产投资比是影响农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农户社会资本、贷款经历、是否购买保险和主办金融机构数目是阻碍农户获得农地抵押融资的关键因素;研究还发现,同一组变量在补充双对数和截断泊松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影响程度、方向以及影响个数都存在差异,说明农户能否获得农地抵押融资贷款比其获得抵押贷款的额度更重要。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环境效率

农地产权结构的变迁对农地经营规模产生影响,而农地经营规模又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机制,然后利用1983—2015年全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机制。结果表明,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的排他性的增强对农地经营规模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农地产权结构中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的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直接作用,同时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间接效应。此外,不同区域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差序政策信任：农地金融扶贫贷款“冷遇”经验解释

加快农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4 025户农户调查分析,发现当前推广试点的农地产权抵押贷款政策业务受到“冷遇”,通过政策效果全面综合评估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得出：农地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效果综合有效,南北存在比较性的区域差异,江西等中南部地区规模有效,宁夏等西北地区技术有效;江西明显存在经济有效显著、社会效果不够和生态效果存疑的问题,政策改进空间明显存在;农户、金融机构和基层政府对农地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政策的信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基层政府盲目信任,且对该政策普惠金融的扶贫功能理解不够,贷款机构对该政策明显信任不够,呈现普遍的惜贷心理,农户遭遇“贷款尴尬”,信任彷徨,多贷困难,微贷不屑。为此,应加快农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制度,优化政策执行效果;制订切合各地农村实际环境差异化的农地产权抵押贷款政策,以增强农地金融普惠扶贫决策的整合效果。     

农地评估失灵影响下农地抵押借贷博弈研究

运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农地评估失灵影响下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农地抵押借贷博弈进行分析。发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利于破解农业规模经营融资难题,但在农地评估价值虚高和农地价值波动预测失误的影响下,处置农地经营权抵押物不能完全补偿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损失,会制约金融机构发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和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有效需求。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信用风险影响因素及其衡量研究——基于CreditRisk+模型的估计

基于1 173个贷款样本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信用风险影响因素并预测违约概率,依据CreditRisk+模型,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信用风险衡量进行研究,并进行了压力测试。研究表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信用风险主要受到抵押土地因素、保险与政策因素的影响;影响因素的风险程度具有次序性;贷款期限和农业生产周期不匹配是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面临的突出矛盾;土地经营权来源不同的贷款风险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占VaR比例结构合理,极端情景出现时预期损失会有明显波动。提出应瞄准贷款对象、精确贷款条款和强化风险处置,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顺利开展。     

农业转型升级、信贷可得性与农户融资渠道正规化：基于农地流转的背景

农地产权变得日益强化而完整,农地流转也正在常态化;农地流转既标志着农户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影响着农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农业结构的优化也可能产生金融影响：既提升农户信贷可得性,也改变其融资渠道。利用广东、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于农业的转型升级及其对于农户融资渠道选择等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从几个方面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营格局从细碎化转变为规模化;生产目的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生产,种植品种从以消费为主的大宗农产品升级为利润导向的经济作物。此外,农地流转在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加快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进而从改善供给与增加需求方面提升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并促使农户在选择融资渠道时更偏向于正规金融机构。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的研究——基于涉农金融机构视角

农村土地“三权分离”的改革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成为我国农户融资的新途径,可有效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但该业务风险管理的特殊性制约了其大规模推广.故从借款人信用风险、抵押物风险、操作风险三大方面着手,运用博弈论对涉农金融机构和农户的信贷行为进行分析,结合现实情况,得出加强风险管理的可行方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填补农村征信管理空白,加快推广农业生产保险制度,健全抵押物价值管理机制,旨在于促进涉农金融机构广泛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农地抵押贷款风险评价研究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难、农民贷款难、金融机构"惜贷"等问题,以安徽省某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风险评价。从农地抵押贷款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金融风险、政策风险四个方面,构建农地抵押贷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开展农地抵押贷款业务的风险大小。通过指标权重的计算,发现金融风险占比最大,市场风险占比较大,政策风险占比较小,自然风险占比最小。为防控农地抵押贷款风险,提出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健全农地估价体系、建立风险管控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的建议。     

农地抵押贷款试点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19年湖南省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了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研究发现: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显著为正,效果提高约3.84%,以多种稳健性检验,此结论依然成立。这一政策对邻近区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政策效果非贫困区县强于贫困区县。此外,农地抵押贷款试点主要通过农业扶持、产业扶持、金融扶持、城市化提升等措施对当地农民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政策通过相应精准扶持措施促进政策效应,但仍然需要降低融资壁垒,促进农村金融农地抵押融资。研究结果进一步强调了农地抵押贷款试点需根据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因时因地因户精准施策的重要性。     

农业生产培训能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吗?——来自12省2340个农户的证据

在“土地抛荒”和“毁约弃耕”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信心成为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12省(自治区)2340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Cloglog模型、IV-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农业生产培训对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生产培训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培训对大规模农户和高教育程度农户的影响更大,且仅对于高收入农户以及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扩展性分析发现,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农户计划经营规模.因此,在规模化经营过程中要强化农业生产培训,而且培训中应考虑农户和地区差异.     

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地转入:来自小规模稻农的实证

基于农业生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以1 080户小规模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较为普遍,但不同环节存在较大差异,整地和收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高,插秧和烘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已成为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整地和收割环节;插秧和烘干环节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不大,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不明显;家庭经济特征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较为显著,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占比的逐渐提高,农户扩大农业经营的意愿逐渐增大;而家庭人口结构、承包地特征和个体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家庭劳动力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具有关键作用,劳动力老龄化与健康状况下降是制约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获得性分析

本文运用经济理论模型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获得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那些非农收入足够高的低风险农户才会有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其余农户会自动放弃申请贷款.最后,本文提出了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加速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建议.     

不同规模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研究

以南阳市4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对三类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房屋价值、社会资本、对贷款政策了解度及土地规模差异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与房屋价值是影响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的共同因素,土地规模是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最为直接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土地规模增加,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更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程度、社会资本和风险保障措施。     

自组织合约治理视阈下农地经营权抵押机理研究——基于宁夏同心县的调研

通过对宁夏同心县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的调研与案例访谈,立足自组织视阈讨论农地经营权抵押机理问题.结果表明: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合作社作为典型的自组织贯穿于农地经营权抵押全过程,合作社分别与农户及金融机构缔结合约,链接贷款农户与金融机构两端,合作社作为贷款方和放款方都可信赖的第三方中介融资组织,发挥着枢纽作用,由此通过这种合约治理结构建构农户农地抵押贷款的"同心模式".基于信任和互惠机制,农户与合作社缔结反担保合约是农户获得贷款的前提;金融机构为降低面临的高交易费用并精准识别出合格的贷款对象,与合作社缔结担保合约是其发放贷款的依据;而合作社依托自组织内部的声誉、监督机制以内部代偿的方式处分贷款违约人减少金融机构后顾之忧.基于上述研究讨论自组织作用发挥的边界等问题,并得出政策启示.     

农地确权与农业物质性投入：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农地产权状态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息息相关,明确的产权所属关系能够降低农民的经营风险,改变生产投入策略。基于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与Tobit模型、多重中介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显著提高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农地确权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0.749%,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地转入、增加农业就业比重间接增加的农业物质性投入分别占总效应的0.908%和58.343%,转入农地的中介效应非常有限。研究认为,应做好相关保障,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强化政府的监督和引导功能,充分发挥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