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因素分析

由于生育政策对生育子女数量的规定,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我国传统生育意愿的作用下,它强化了个体生育者的性别选择意识,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同时,由于农村和城镇在经济医疗条件上的差别,使得两者在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上也出现了差异。这些差异对出生子女性别比的影响通过其地区差异、孩次差异、城乡差异表现出来。     

基于空间数据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因素研究

以出生性别比升高机理为基础,应用空间计量技术分析2000年份地市横截面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实证研究各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通过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进而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各因素存在空间相互作用,其空间自相关属于高高-低低类型;传统文化、公共政策、城镇化水平以及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将抑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医疗发展水平将促使出生性别比升高;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论出生性别比失衡背后的生育意愿变迁

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运用"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方法,对近三十年来多项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资料进行研究与分析,发现生育意愿各要素的变迁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生育意愿各要素变迁的不协调性与非均衡性——理想子女数逐步减少,性别偏好持续存在,生育目的变化不大,使得生育意愿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呈现出复杂关系,在生育政策、B超技术等的共同作用下,引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政策,打击"两非",加强宣传教育,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促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公共生活与社区生育意愿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 1996年社区发展与人口控制的 2 4个试点的调查资料 ,通过试点村与对照村的比较 ,探讨拓展社区公共生活空间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公共生活与社区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关系。其意义表现为不仅有利于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人口控制 ,而且也有利于稳定现已取得的成效及未来人口控制 ,并为人口控制方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对策与实践

出生性别比偏高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长期持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会导致未来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已成为计划生育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一个新课题。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 ,并针对成因积极采取对策 ,大胆实践 ,已收到明显成效。1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成因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主要表现在农村地区 ,突出表现在二孩以上性别比偏高。导致其偏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偏男生育意愿是思想根源。除了农民存在的“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外 ,导致农民存在…     

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空间效应的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文化因素、社会保障因素、生育政策等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识别各因素对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出生性别比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表现为高-高和低-低类型,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估算将造成有偏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在地区上存在空间差异;经济发展、文化因素与人口出生性别比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现阶段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越过转折点,但文化程度尚未达到"阈值";当实际生育率高于政策生育率时,会出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现象。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原因及其改善

人口学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对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和争论,借助于阿尔瓦罗.洛佩兹弱遍历性理论和贝克尔生育选择成本效用模型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及变动原因。通过对1940-2010年中国出生性别比数据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以及变动原因的解释,本文得出结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调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要改善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改变农民、农村、农业的经济社会条件,增强农民的创新能力,推动农村及城镇贫困家庭从生产性生育偏好向享乐式生育偏好的转变是根本途径。     

社区人口控制理论基础剖析——兼论流动人口的生育控制

中观的社区人口控制理论是建立在社区一元性特征的基础之上,在流动人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城市社区的二元性特征显著.城市社区成员,包括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在经济条件、社会交往以及文化和社会心理上的二元性使社区流动人口的生育具有传统生育文化的特点,通过社区进行人口控制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应该认识到城市社区的二元性特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社区一元化发展,从而控制流动人口的生育,完善社区人口控制理论.     

农村独女户男孩偏好转化研究——基于湖北部分县市的抽样调查

在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下,湖北农村的独女户群体依然保持一定规模但其男性偏好呈现弱化走势,本文通过比较独女户群体和有几户群体在基本生存状况、生育意愿、性别平等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来分析“独女户”这种家庭结构的选择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的制约,以期为性别比控制政策的制定做出有益探索。     

新型生育文化对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启示

新型生育文化有利于解决我国面临的老年人口问题。在建设新型老年文化、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健全老龄事业的组织和法律体系、加强社区老年服务建设等方面 ,新型生育文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论文建议应采取积极措施 ,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与老龄事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数据

本文利用2009年2月在鄂州、黄石、仙桃农村外出和未外出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列联分析和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从四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外出与未外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主要受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出过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要显著少于未外出过的妇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外出妇女与未外出妇女本身的结构差异所引起的,外出本身对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并没有显著作用;在生育目的上,外出与未外出妇女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出能弱化传统思想在妇女生育动机中的作用;在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时间这两个方面外出和未外出妇女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贵州乡村旅游文化资源与乡村人口传统文化素质探析

本文从人口学、社会学及民族学等学科视角,以学界鲜有涉足的“人口传统文化素质”作为切入点。探究贵州乡村旅游与乡村人口传统文化素质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提高乡村人口传统文化素质来促进贵州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以期为贵州旅游事业与乡村人口的全面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关于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思考——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张老庄村为例

家庭养老是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农村主要的养老保障形式。对甘肃省镇原县张老庄村家庭养老现状的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在经济来源、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对家庭和子女的依赖性较强,尽管家庭养老的保障水平较低,但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满意度较高。笔者从历史、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对家庭养老长期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新时期家庭养老的诸多弊端,提出了家庭、社区、社会三位一体的养老模式。     

基于社会流动背景下的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社区管理研究

当前,西北民族地区持续的社会流动背后,也凸显了乡村社区管理的新危机．本文在对社会流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对突出的社区文化蚀化、新型管理主体缺失、社会保障运行水平不高、特殊群体关注不够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从重塑社区文化、培养新型管理者、“量身”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和积极开展社会工作等四个方面做了对策建议思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实证研究:一个信任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2010年对陕西、山东2省3个区县1595个农民的调查数据,首次实证检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的信任解释。因子分析发现,农民的信任可以分为村域信任和特殊信任两种类型。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村域信任对农民参保有正效应,村域信任水平越高,农民越可能缴费参保。而特殊信任对农民参保没有显著性影响。村域信任有助于农民通过网络传播和政府宣传来了解新农保信息,从而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村域信任还增进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期望值进而激励其参保。本文弥补了学界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非经济因素研究的不足,为新农保参与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我国现代生育文化成长的基础、制约因素及其架构

从整体上看 ,我国生育文化转型和现代生育文化成长已具备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宏观环境与社会心理环境。婚育人口是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中的生力军。目前我国生育文化转型依然存在着明显的掣肘因素 ,现代生育文化建设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 ,传统生育文化依然有它残存的土壤和道义上可以理解的生存空间。在新世纪 ,我们要通过努力营造社会大环境 ,全面建设社区小环境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并结合中国国情不断推进我国现代生育文化建设     

关于当前中国农村养老问题及其研究的思考

作为社会的一员 ,老年人有获得社会扶养的权利。如果这种权利不能实现或不能很好实现 ,便形成养老问题。养老问题的研究只能是以认识老年人获得社会保障权利实现过程中的问题并为之谋求对策为根本目的。从这个角度出发 ,养老问题应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 :(1)“谁来养”的问题 ;(2 )“养不养”的问题 ;(3)“怎么养”的问题 ;(4 )“养得怎么样”的问题。目前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在农村都存在。而此前的研究因被置于计划生育和老龄化等背景之下而显得不力及过于偏狭 :有限的研究集中于老龄化条件下农村老年人“谁来养”和“怎么养”的问题。这种状况不利于对农村养老问题的全面认识和解决。故笔者认为 ,今后应 (1)全面研究农村养老问题 ;(2 )重视现实 ,分清层次 ,切实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 ;(3)在社会变迁的视野下加强农村经济发展、社区建设、文化培育与养老关系的研究     

相对效用、男孩偏好与生育性别选择

本文提出了“男女孩相对效用”的概念，并构建了男女孩相对效用的模型，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男女孩相对效用”是家庭进行生育性别选择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