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一门学科。作为史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同史料研究的具体实践 ,两者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整个学科研究经历了建国前的萌生、建国初的初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活跃和迅速发展 ,开始形成初步的学科体系。当前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拓宽研究范围 ,完善学科结构 ,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方法 ,培养具有高素质的研究和业务人员 ,使这一学科不断创新 ,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傅斯年史学思想述评

傅斯年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发展中，特别是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史料学派”。“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史料学体系问题之我见

建国后史料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早已被提出。但长期以来这个学科并未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尽管有近十部有关史学概论和具体史料学方面的专著问世,但对史料学的学科体系问题仍缺乏全面的论析,迄今尚未解决。本文拟就史料学的学科体系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史料学在历史科学的地位 众所周知,历史是表示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分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历史科学则是专指研究与自然界相联系与制约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又可分为研究客观历史的具体史学和研究史学自身的史学学。具体史学,系指对古今中外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史学学,系指从纵向研究     

建构"史学学"的重任--评赵兴彬著《史学学研究》

中国20多年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人所共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譬如现有各种“史学概论”只是一种“拼盘”式教程,不是一门按“科学学”原则建构的理论性学科。作为“科学学”在史学领域的萌发,也曾有个别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史学学”命题,但未见“史学学”著作问世。不过,我们现在惊喜地发现,赵兴彬先生的《史学学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1月版)在“润物细无声”中问世了。它是建构“史学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研究成果,是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开拓。我与兴彬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从事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他…     

编者后记

本专辑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共编发了四组长短文:第一组为讨论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体系和史料研究方法的论述文。第二组为对清史、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要史籍和史料专集的评介文。第三组为我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介绍与研究丛书》中关于史料介绍类和史料研究类几本子书的序言文。第四组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几个具体史事和某些史料书刊的考辩与简介文。 我室在征稿过程中,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作者张注洪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     

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前人种树,后人得实”——读《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著名历史学家林甘泉教授在回答“对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问题的看法时指出 :近些年有的人在指责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行时总喜欢说 ,建国 50年来没有培养出一个史学大师 ,可见今不如昔 ,解放前还出了几个大师。我觉得不应该离开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看这个问题。“大师”的标准是什么     

史料学研究的创新尝试——读张注洪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述论》

我国史学界素来有重视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传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们也非常注重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从1949年以后至今的近60年时间里,这一学科经历了初创、活跃、深入拓展和成果迭出的发展过程.     

试论史学编辑的“三长”及职业道德

史学家的“三长”,即才、学、识,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通常以为,“才”,指编写能力;“学”,为史学知识;“识”,为传本史料的见解,观点。史学编辑集史学工作和出版工作于一身,因此也需要具有这“三长”,本文试图论述史学编辑应具有的“三长”的相互关系和职业道德。一、史学编辑的“才”刘知几在分析史学和史才的关系时,讲到了“才”。他说:“夫有学而无才,亦犹     

史料学的内容与研究史料的方法

史料学是历史学的核心内容 ,它包括分析运用史料的知识方法和对某些领域具体史料的研究。史料学的内容与历史学的方法有四点相同 ,与历史文献学也有相近之处。这是历史学的知识方法的普遍意义的表现。阅读和鉴定史料是史料学的中心环节。历史学是一种知识 ,又是一种意识 ,还是一种价值。史学研究的能力是通过著作和论文体现出来的 ,而史料学的水平又是史学水平的重要表现。阅读和鉴定史料必须注意的六个问题 ,是史料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从对象学看上海学

“上海学”能成为一门学科吗?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也有的在能与不能之间徘徊,思索。可见,这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对象学的角度来探探“上海学”的虚实,看看它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随着科学学的发展,科学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格局。科学学是研究科学发展一般规律和基本特征的学问。具体来说,它研究的基本课题是:确定科学研究对象的准则,探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研究科学概念、术语、范畴体系的建立,描述科学的历史发展,论证科学系统,揭示科学规律和原则,阐明科学的功能和应用等。于是科学学也就逐渐脉生出一系列的分支学科,如对象学、方法学、术语学、历史编纂学、系统学、规律学、实践学等。对象学就是     

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黎虎先生史学研究述评

黎虎先生从事史学研究60余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成就卓著。综观黎先生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为其治学思想,“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为其研究原则。黎虎先生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一新学科,还结合走马楼三国吴简等新史料,对魏晋南北朝“吏户”“吏民”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构建起“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黎虎先生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有机结合,在其研究中完美地诠释了“二重证据法”,从而在史料的运用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环境史史料学刍论———以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为中心

环境史是正在构建及完善的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史料学是其亟待建构的基础领域。环境史学建立于传统史学基础上却又突破其框架及范式,具有既普遍又特殊的特点及视域。环境史史料学既具备传统史料学特点及基本理论、方法,也具有跨学科研究独具的特点,不仅重视传统史学推重的"二重证据",也重视实地调查(田野考察)资料、非文字资料及跨学科资料。在民族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研究中,将不同类型史料结合应用,使环境史尤其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建立在可信可行的基础上,构建一门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     

中国公众史学的本土性

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有着自己的史学资源与实践活动,有自身的探索过程.当然,受到了美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思维的影响.这个探索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中国通俗史学、应用史学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并立,以“大众史学”替代“通俗史学”,按“公共史学”模式建设中国的“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建设名实相符的中国公众史学.中国公众史学学科的形成,是典型的立足中土、借鉴西洋.中国公众史学是中国物种,不是外来的,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     

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以E·P·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为例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罗家伦与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于契丹辽史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契丹江史，既是整个中华民族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断代史中的重要篇章。进入本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契丹辽史研究已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追往亿昔，回顾所走过的历程，展望未来，对于今后更好地开展这一学科的建设，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一、一波三折契丹史学暨史料学的积累、恢复和发展契丹辽朝史学，可以说是一门渐次发展的古老的学科。正史中，自《魏书》始就辟有了“契丹传”。也就是说，自从契丹始见于北方草原地区起，就引起了中原地区的充分注意，人们就已开始着…     

史学危机?思想启蒙?学术建构——试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史学主潮

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这一明显特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几乎有一全程展示。八十年代初是史学无所适从的年代,旧有范式的失落使历史研究者转而引进了各种宏大范式来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九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真正发生危机的年代,危机的发生来自乾嘉传统的大步回归,乾嘉传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陈寅恪热”的出现即可看做是史料考订派“硬想回到乾嘉去”的载体。史观与实证的“兼容并包”是未来史学的不可争议的正确取向,任何一派的一统天下都将重蹈史学研究的闹剧。随着新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彻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历史以丰富多彩的原始风貌,可能是解除目前史学危机的一种新的尝试。     

新时期理论历史学发展的代表作——评李振宏、刘克辉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振宏、刘克辉合著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一部表征着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历程和水平的重要著作.这部理论历史学著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它见证并且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第二,它是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过渡历程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也是“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三,它在历史认识检验标准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之真”标准说,堪称是“一家之言”;第四,在目前同类著作中,它第一次认真地探讨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重要的史学存在学问题,并且首次把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纳入到“史学理论”学科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