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唯是”考释

“唯”、“是”连用,组成“唯是”。见于《左传》者共十例.如:1、寡人唯是—二父兄不能共亿.(《隐公十一年》)2、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僖公四年》)3、唯是脯资、饩牵竭矣.(《僖公三十三年》)4、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成公二年》)5.无亦唯是—矢以相加遗.(《成公十二年》)6、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襄公十三年》)7、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昭公元年》)8、唯是不来.(《昭公四年》)9、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昭公十二年》)10、唯是(木扁)柎所以藉干者.(《昭公二十五年》)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新进展——记“中日佛教学术会议”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三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任继愈教授为首,杜继文(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曾文(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等五位中国学者,应日本《中外日报》社社长本间昭之助先生的邀请,赴日本京都参加了“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象这一次专门由两国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开学术会议,在中日复交以来,以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因此,这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古汉语语法三题

一、“何……之有”的变式和略式(一)“何……之有”,是表示反问的习惯说法。它是“有何……”的倒装。其中“何……”是动词“有”的宾语,“之”是复指前置宾语“何……”的,是复指代词;“何……”是名词性的偏正词组,“何”是定语,“……”是中心语。如: ①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左传·昭公三年》) ②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③以乱平乱,何治之有?(《左传·宣公四年》) ④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     

古汉语词义札记

“行李”辨正“行李”一词,先秦义为外交使节。《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左传·襄公八年》:“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又作“行理”,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辰星《释“行李”》一文以为“在古代,李、理二字同属来母、之韵(先秦古韵当称‘部’,不称‘韵’,此当为笔误——笔者),     

谈谈“以”作介词和连词的辨别问题

“以”字在文言中使用率很高。它可以作动词(李斯《练逐客书》:“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左传·昭二十五年》:“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名词(《列子·同穆王》:“宋人执而其以。”)、代词(《吕氏春秋·贵信》引《周书》:“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诗·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候之宫。”),通副词“已”(《国语·晋语四》:“其闻之者,吾以除之矣。”)     

岑参去世年月辨考

一关于岑参的卒年卒月,目前文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颇具代表性。一种是赞同闻一多先生在《岑嘉州系年考证》(以下简称《考证》)中所提出的大历五年(770)正月说,另一种就是以郭沫若先生论定、陈铁民、侯忠义先生《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以下简称《校注》)总其成的大历四年(769)岁末说。他们的意见,《校注》作了概括性的总结: 关于岑参去世的年月,学者间有不同看法。赖义辉《岑参年谱》(载《嶺南学报》一卷二期)定岑卒于大历四年,根据是杜甫《追酬故高蜀州(适)人日见寄》诗的序文:“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李)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未提及岑参,可见其时岑参已殁。诗序署明作于“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     

为《左传》注一字

读上海版《春秋左传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和北京版《春秋左传注》(以下简称《注》),发现昭公十三年传文末数第二节“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中的“期”字有疑,当为之作注,而《集解》和《注》皆未注,笔者于此愿有所说明。一、不应是“期”,而应是“旗”。通观昭公十三年和十四年传文,可知此处之“子期”当是“子旗”之误。上观昭公十三年传文,可知子旗即佐楚平王(公子弃疾、蔡公、熊居)乘乱夺取王位之成然(蔓成然、(?)成然),以其佐立之功,楚平王“使子旗为令尹。”     

立社与分封

<正> 一立社是同分封制并存的社会现象,反映着古人对土地的崇拜心理。什么是“社”?《说文》云:“社,地主也。”《周礼·大司乐》:“土示,五土之总神也,即谓社。”社又称“后土”,与主宰上天的“皇天”相对应。《尚书·武成》:“告子皇天后土。”什么是“立社”?为什么立社?《白虎通·社稷》云:“封土立社,示有土尊。”该书《祀典》篇又说:“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极功也。”《礼     

试谈“敢,不敢也”

“敢,不敢也”之说。已为当前不少汉语辞书所采用,在古汉语教学中也都这样讲,几乎已经成为定论。然而,我们认为此说是错误的。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须介绍一下此说的来胧去脉。“敢,不敢也”之说,始于汉代旧注: ①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仪礼·聘礼》)郑玄注:“辞,不受也。对,答问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三国时期吴国韦昭、晋代杜预继承了这一说法: ②(辛俞)对曰:“臣顺之也,岂敢犯之?……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国语·晋语八》)韦昭注:“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烦君司寇以刑臣。”     

文学的蜕变——15年战争与日本的文学家

“15年战争”这一词语,在日本已成为完全通行的语言了。它是鹤见俊辅于1956年首先使用的。鹤见在《论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一文的开头这样写道:“从昭和六年(1931)到昭和二十年(1945),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错误的……我们本人要承担起这场战争中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追究战争责任的评论方法有四种”,第一种是“对掌权者举告的方法”,第二种是“以自己的被害为中心,记录自己所认识的人支持战争的实例,进行批判的     

乌丹城附近的元代碑刻调查

日本东洋史学者田村实造先生之《烏丹城附近に元碑を探る》一文,调查于昭和十年(1935年)六月十一至十二日,撰写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距今74年矣。此文原载《蒙古学》第一册第68至82页,昭和十二年(1937年)四月,由日本财团法人善邻协会发行。笔者在内蒙古大学读研期间,曾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蒙古学信息中心复印此文。今特邀留学于日本的翁牛特旗籍人戴岳曦君将此日文原稿译成中文,尔后经戴顺先生与笔者共同校订并作相关注释,刊布于此,以就正于读者诸君。     

“竹内鲁迅”的周边

<正>“竹内鲁迅”即日本学者竹内好(1910—1977)阐释的鲁迅,代表性文本是竹内1944年出版的专著《鲁迅》(日本评论社)。《鲁迅》出版四十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名家丸山升(1931—2006)在其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     

《哀郢》非为“白起拔郢”“庄蹻暴郢”而作

《哀郢》是一首悲愤欲绝,令人一读三叹的诗篇。屈原为什么这样强烈地对郢都抒发哀思,古今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是为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沦陷而发;又有人别出新意,说怀王二十八年,庄(足乔)在郢都发动暴乱,九年后(顷襄王七年),屈原因“秦楚复和”触动情怀而写《哀郢》,以作“前事不忘”的回忆。我对这两说颇感怀     

河上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河上肇是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对传播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河上肇(1879-1946)生于山口县绵见村的旧士族家。小康的经济地位和下层士族意识以及传统的儒教的旧式的国家主义的教育,无不对他产生过影响。他一生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三个时代的外来思潮,如明治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大正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昭和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无不对他进行过冲击。他以“求道者”的精     

试论文言连词“所以”

一、文言连词“所以”的存在文言中有如下包含“所以”的句子: A(1)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左传·昭公七年》) (2)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吕氏春秋·君守》) B(3)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①(4)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贞观政要·英宗之正》) 例(1)下杜预注云:“行善法,故能     

李继迁卒年再辨正

《宁夏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刊载了顾吉辰同志的《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该文运用大量的史料拨正了李焘等人关于李继迁卒于景德元年正月之说,这一点,笔者对顾同志的卓识是十分钦佩的。然而,顾同志的考证也还有纰漏之处:一、材料审之不详,二、材料搜之不全,故所得的结论依然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何以谓材料审之不详呢?《辨正》云:“八说(指李继迁卒年)咸平六年。未指明确切月份。元脱《辽史》卷一一五《西夏传》。”我们查《辽史》卷一一五《西夏传》:“(统和)二十一年,继迁薨,其子德昭遣使来告。六月,赠继迁尚书令,遣西上阁门使丁     

左氏“日南至”辩惑

《春秋》、《左传》都有些朔日的记载。《春秋》所记的只限于“日有食之”;《左传》则在日食之外,多了两则“日南至”(即冬至),一则是“僖公五年(公元前六五五年)正月辛亥朔”,另一则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年)二月己丑朔”。用现代科学知识加以推算,凡是“日有食之”的干支日名,基本上都正确;而两个“日南至”的合朔和冬至的日名,都是错误的。这就有了问题。     

《离骚》“灵脩”臆说

《离骚》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脩之故也。”又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又云:“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灵脩”一词,《离骚》中凡三见。王逸注谓:“灵,神也;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谕君。”(《楚辞章句》)朱熹的说法同王逸基本相似:“灵脩,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耗词以寓意于君也。”(《楚辞集注》)清代楚辞研究者亦认为:“灵,善也;脩,长也。称君为灵脩者,祝其所为善而国祚长也。”(王夫之:《楚辞通释》)“灵脩者,大夫颂其君之词,即借以为称其君之词。”(王邦采:《离骚汇     

侯方域散文论

一六九九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大戏曲家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问世,这是“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故”的一出宏伟的历史悲剧,它通过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演出了一部南明弘光王朝覆灭的历史。“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侯公子因晚节不终,得到后世的讽喻,说明文品和人品最终脱节,总是不好的。     

日本学者竹内好论鲁迅的作品

<正> 在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当中,竹内好先生(1908——1977)影响是极大的。他在一九四三年写了一本专著《鲁迅》,一九四四年由日本评论社作为《东洋思想丛书》之一出版,后又改为创元文库版和未来社版多次再版发行。仅以未来社版为例,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七年,就印刷发行了十五次。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这著作的重视。自四十年代起,他的鲁迅研究就在日本获得了“竹内鲁迅”的赞誉。这也可见其巨大影响之一端。竹内好的这部《鲁迅》被认为是“竹内好关于鲁迅研究,的一部具有总括性、开创性和代表性的著作”(见陈漱渝:《国外鲁迅研究状况》、《批评家》八六年第二期),涉及到鲁迅的传记、思想、作品以及鲁迅对政治与文学的看法等一系列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只打算把这部著作中《关于作品》一章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供研究鲁迅的同志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