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五权宪法政治学说述论

一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核心和精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对于孙中山五权宪法政治学说,史学界很少有专文论述,本文拟对孙中山五权宪法政治学说作概要论述,不妥之处,祈请同好匡正。 一、五权宪法学说的形成 创立五权宪法学说、在国家制度上实行五权宪法原则,是孙中山毕生奋斗的革命目标。 孙中山五权宪法学说包括“政权”、“治权”两部分。“政权”即指人民掌握的选举权、复决权、罢免权、创制权等四权;“治权”即指治国机关掌握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考试权等五权,亦即“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作为一个完整的五权宪法学说的提出,孙中山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904年下半年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中“治权”部     

历史性妥协的瞬间:近代中国移植西式宪政之最后尝试

20世纪 4 0年代 ,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所发起的宪政运动在 194 6年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前后达到高潮。作为政协五方妥协的结果 ,“宪法草案案”集中体现了中间党派的自由主义宪政理想。本文通过对“宪法草案案”主要内容的分析 ,特别是将它与孙中山五权宪法和西方宪政模式进行比较 ,试图阐明中间党派宪政理念的特质和近代中国引进西式宪政制度的艰难。     

略论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孙中山所形成的思想体系是所谓旧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才形成了后来的新三民主义以及“五权宪法”。旧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     

论中间党派在1939—1945年宪政运动中的宪政设计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参政会宪法期成会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案》是中间党派宪政设计的代表作。“期成会修正案”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作为学理依据,对“五五宪草”作了重大原则修正,充实和发展了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民有权”、“权能分治”的原则。这是“期成会修正案”最为突出的贡献光是其特质的最重要方面。与此同时,这一修正案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制衡理论,对孙中山“三权分立”的宪政模式作了某些修正,与孙中山的思想不尽一致,这又构成其特质的另一方面。“期成会修正案”的上述基本特质的形成,与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体制,又囿于分权制密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     

20世纪中国宪政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主政治”表现形态的宪政 ,以宪法至上、制度化和法制化为基本要素。 2 0世纪的中国宪政变迁 ,其历程艰难而曲折 ,但最终归宿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文章在对孙中山五权宪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及特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近百年中国宪政成败依据的看法 ,并认为 ,历史经验表明 :以宪政为实际体现的“以法治国” ,是 2 1世纪中国社会步入长治久安、纳入良性循环轨道的惟一正途     

中国宪法中的战争规范及其意涵

一国宪法为战争的发动、和平的维持预设了基本条件和制度，在中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多项战争规范。事实上，中国历部宪法文本勾画了战争与制宪的关系：即制宪作为战争的结果和目的，而战争成为制宪的必要手段与方式，连接二者是人民在革命和制宪中的主体地位。军队在中国宪法中处于关键且特殊位置，因为军队不仅事实上主导了建国战争，而且从法理上参与了建国制宪。宪法强调公民效忠与保卫国家的义务，但此义务也恰恰是公民政治地位的体现。宪法在战争权的分配方面形成了复杂的宪制安排，意在保证战争权高效审慎地运作。概言之，宪法中的战争规范指向“为谁而战”的问题，体现为“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双重宪法逻辑。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评价新论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评价新论王永祥，李国忠对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进行科学的、恰如其分的评析，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不少学者对此已经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见解，本文试图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以政体模式为主，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五权宪法思想评价中的几...     

宪法与宪政的二重分裂——读乔万尼·萨托利《“宪政”疏议》

从“宪法”与“宪政”的语义分析带来对“宪法”与“宪政”二者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保障性宪法的如何证成、保障宪法的保障作用能否发挥、保障宪法的条件能否接受成为我们识别真伪宪法的标准，也是宪法与宪政能否合而为一的关键。     

论法治条件下的宪法权威

从“法制”到“法治”不仅是一个概念的转变，而且还是观念的更新。在转型时期，树立宪法权威可以作为法治建设的切入点。依法治国并不等于法治，法治建设需要树立宪法权威。宪法权威是宪法实有权威。党的权威不能替代宪法权威。     

论毛泽东对制定“五四宪法”的主要贡献

毛泽东在制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四宪法”)的过程中作出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 ,全程参与 ;二是在理论上确立了立宪的基本原则 ,为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指导思想 ;三是毛泽东的宪法思想也是“五四宪法”的思想资源。可以说 ,毛泽东既是这部宪法的“总监制人” ,又是这部宪法的总设计师。     

“文化自信”的根本法基础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价值观自信,依宪治国是文化自信“日常生活实践”在政法领域里最为集中的体现,宪法文本则是展现文化自信的现实“文本”。现行宪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化”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基因库,融合成文化自信赖以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自信的宪法表达体现为宪法“序言”的“文化”叙事和宪法条文的“文化”展现。尊重宪法、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体现了“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永葆青春活力,必须更加开放包容,因而,现行宪法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应当始终维护和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获得社会个体的真正价值认同,需要在要求公民履行宪法法律义务的同时切实尊重和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关于宪法定位的再思考

“总章程”、“母法”的传统宪法定位导致我国宪法存在着三个主要缺陷：宪法被虚置,宪法价值失坠,宪法权威低落。从宪法的本质属性出发,我们应该将宪法定位于配置国家权力并规范其运行的根本法更为恰当。     

“宪法”词义探源

“宪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后传入日本;日本学者及思想家用“宪法”一词来表述规定以代议制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又传回中国。可见,“宪法”一词是旧词新用。古代意义上的宪法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两者又在形式上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英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能够源于拉丁语“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中文中的“宪法”能够旧词新用的原因     

孙中山五权宪法的“中西合璧”文化解读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国家政体理论的设计,是重要的建国纲领,体现了一般的宪法学原理。五权宪法是"中西合璧"文化的结晶,既吸收中国文化中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又借鉴具有西方文化特点的三权分立。但是,五权宪法并不是三权分立的扩大,而是对三权分立不足的纠偏,体现以中国文化纠西方文化之偏;并不是分权主义,而是集权主义的体现,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主集权,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集权。所以,从中西文化的角度认识和理解五权宪法,提供了分析的视角,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化研究。     

谈谈提高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

所谓宪法意识,就是关于对宪法的心理、观点和思想的总称。宪法意识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核心部分,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就是提高公民对宪法的性质、内容、作用的认识,增强宪法观念,做到掌握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宪法这个词在我国古代就有记载。《尚书·说命下》:“监于先王成宪”;《国语·普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管子·立政》:“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管子·七法》:“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韩非子·定法》:“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周礼·秋官·小司寇》:“宪刑禁。”郑玄注:“宪,表也,谓悬之也”;《中     

宪法惯例界说

正如詹宁斯教授所言：“只陈述法律而没有惯例的宪法是荒诞的”,“不研究惯例的法学教授所探讨的则仅仅是一些悬在稀薄空气中的宪法枝叶”。宪法惯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和意义已不言自明。但宪法惯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则做得很不充分。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学者关于宪法惯例的概念的基础上,对宪法惯例与习惯的关系作一剖析,以期“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效。 一、国内外学者关于宪法惯例的概念 （一）西方学者关于宪法惯例的概念 西方学者关于宪法惯例概念的阐述是比较丰富的。以分析的立足点而论,有的学者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来界定宪…     

两种宪法概念

宪法和法律在根本属性上的区别决定了在宪法学研究中不能简单地复制部门法研究中的实证分析方法。尤其是早期现代的背景下，宪法学研究必然不能只把目光盯在实定的宪法条文上。以学科的“科学性”相标榜，进而把宪法学研究限定为一种解释学或教义学，乃是缺乏勇气的表现。现代国家首先是一种民治政体，现代宪法首先是人民的宪法，而不是专家的宪法。近年来国内围绕宪法学研究的争议，本质上是由于对“何谓宪法”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歧所致。在广义的宪法概念看来，宪法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力量，远远超出规范分析意义上狭义的宪法法。在现代共和国家，人民借助宪法同时实现控权和赋权，建立宪制。     

教育法规比较

教育法规，其广义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颁布的一切有关教育方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通观各发达国家，无论是出于控制教育，还是推行教育改革的目的，无不是借助于教育法规来开辟道路。一、教育立法依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赋予宪法以最高的法律效力，因而这一“法律的法律”便成为其它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制定教育法规也不例外。但有的国家除依据宪法外，还要依据“教育宪法域“准宪法”——教育基本法。这样，各国便因教育立法依据不同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1．单一型。即制定教育法规仅仅依据宪法的国家。法…     

论国共两党关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法统的争议

在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法统问题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一、关于新宪法法统的来源问题,国民党主张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法统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而共产党否认《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法统的合法性;二、关于政协会议的定位和协议的效力问题,国民党设法减低政协会议决议效力,而共产党视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须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社会贤达五方共同遵守,有一种类似临时性宪法文件的约束效力;三、政府改组案的实施问题关系到制宪的主导权问题,国民党力行一党主导,共产党主张多党协商;四、宪草的核心内容方面,国民党主张五权宪法,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以英美式宪法相抗衡。到了国民党大陆溃败的时候,《中华民国宪法》伪法统、伪宪的标签在大陆地区已经确定。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柔刚结合

《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国有国法，党有《党章》。”强调我们在全党要进行《党章》的学习教育。国有围法，我们依法治国，宪法是我们的根本大法；党有《党章》，就是要以章治党。面临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党事业的发展，要进一步地从严治党，就要进一步地思考怎样“以章治党”这样一种理念。当前，我们必须看到，《党章》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治党的根本准则和根本依据。但是，正如我们依法治国不能单靠宪法，在宪法下面要制定一系列的具体法，“以章治党”同样要以《党章》为基本精神，制定出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柔刚结合，这样才能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