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与吴宓的学术交往考察

刘文典与吴宓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两人的学术交流非常广泛,涉及《红楼梦》研究、诗文写作、校勘翻译、古典文学等.两人的学术交流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达到高峰,这种交流既体现了两人的深厚友谊,也促进了两人学术上的互补,使得民国期间学术大师不断涌现,深入考察两人的学术交往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吴宓著译情况的系统分析

吴宓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宽阔,涉及范围很广,在诸如新人文主义、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译介、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诗歌创作与鉴赏理论、外国诗学与诗歌翻译等多个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对吴宓的学术性文章概况、文学创作概况、出版的专著概况及未刊文章等方面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与述评,无论对于吴宓学术还是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都是一项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吴宓与中国的雪莱──徐志摩

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过去一直受到批判,其实他对于新文学并非完全反对,只是在变革途径和思路上与新文学代表人物有分歧。事实上,他对新文学创作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倒是十分肯定的,例如对于茅盾的《子夜》．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吴宓。本文即通过介绍吴宓与徐志摩的交往及吴宓对新诗的评价,说明对于吴宓及其文学现有必要给予全面评价,不可以仿盖全,简单予以否定。     

论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回应--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十多年来,吴宓研究有日渐升温之势.<吴宓日记>的整理出版,为正确评价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吴宓痛恨五四新思潮提倡者的言论,常常是恶语相加,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式的批判.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做法,但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引进西学,而是主张新文化建设要探本求源、融会古今中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吴宓视作顽固、守旧的反动文人,他的学养足以使他具有了与新派人物对话的可能,可惜的是对话没有成为现实,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新人文主义视野中的吴宓与梁实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吴宓与梁实秋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最显赫的两位传人。从吴宓到梁实秋,我们看到的是新人文主义理想如何自然地融入中国现代文学理想的过程。在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中西融合的理想,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扎根于中国现代文化、寻找到来自于中国文化内部支持的基本方式。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必要正视像吴宓、梁实秋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现实尴尬,这种尴尬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     

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作为<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吴宓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批评,其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有过于追求实用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其次,对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强行纳入政治轨道不满.第三,吴宓对如何引进西方文化以及引进西方文化中哪些有价值成分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作为吴宓等人思想之理论基础者,正是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     

略论吴宓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阐扬

吴宓及学衡派在历史上是有其积极影响和可取之处的 ,或者说 ,吴宓及其学衡派的文化追求尽管多有不合时宜之处 ,但又以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维护、对人文精神的关切 ,并以一种与新文化运动总体上异质的思维方式与思想系统参与了中国现代性思想文化话语的形构。     

陈寅恪、吴宓与刘永济交往诗钩沉

陈寅恪与吴宓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陈、吴二人的诗作 ,反映了他们人生哲学、文化观念、思想感情。武汉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刘永济的诗、词遗作中 ,留存了一批与陈、吴交往的作品 ,这对于深入认识陈、吴的诗作有重要意义。此文首次对这些交往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与考订。     

吴宓倡导的博雅外语教育的课程体系探究

参考《吴宓自编年谱》及《吴宓日记》,以吴宓留学选修课程勾勒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20世纪20年代的课程体系概貌,又以北大英文学系1924-1925年度开设的课程为例,分析了我国当时外文专业课程体系的特点.通过与上述两个课程体系的比较,从而对吴宓拟定的清华早期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的课程体系作了实证研究.     

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本文认为近年来的吴宓研究成绩巨大，使人们认清了吴宓的真实面目。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因素，但新文化运动伟大历史功绩不容抹煞，这个运动也没有全盘反传统，使优秀传统文化遭受践踏。     

内心的文化冲突及其自救──吴宓前期日记研究

<吴宓日记>如实记录了新旧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在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尤其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引发的巨大冲突和震荡.日记中代表两种异质理想或生存方式的"二马"之喻,透露出吴宓在现代职业化生存和传统济世情怀之间的艰难选择;而"殉情殉道"之说则是他陷入情感与理智、道德坚守与世俗诱惑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的无奈托辞.<吴宓日记>作为私人叙事的文本,履行着自我认知和自我治疗的功能.它是吴宓的心灵自救之舟.     

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从一首散文诗看吴宓的为“诗”与为“人”

吴宓1931年6月在巴黎游学时所作的英文散文诗,是目前所见他的唯一一首英文诗歌。这首英文诗歌对吴宓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价值还不曾引起足够的关注。该诗创作时,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正处于若即若离之中,而同时又与一美国女子亲近,其个人感情际遇及对婚恋的观念自然构成了解读的重要背景。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文化论争来理解这首诗歌的意义。在《学衡》时代,吴宓的态度和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等的观点相左,基本属于文化保守派。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期,吴宓对白话的态度已经趋于宽容。1931年5月,胡适撰文质疑《大公报》不用白话,《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则表示要白话文言并重。吴宓的这首英文散文诗也可以看做是对此事件的回应,可以看做是他对新诗态度的改变的开始。但在表面的改变之中,吴宓的这首诗仍然坚持了他所认定的诗歌的根本精神和艺术原理,并体现了其做人为文的一贯风格。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吴宓“文革”期间阅读行为研究

吴宓在“文革”中仍然坚持阅读,阅读量大且范围涉及面广,并且侧重于阅读文学类书籍.吴宓的阅读方法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读书因彼见此,二是读书由虚索实,三是读书不因人而废.三种阅读方法以“求真”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体现了吴宓阅读文化坚守及人格坚守的精神旨归.     

试论吴宓诗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本文结合学界对学衡派乃至对整个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转变过程,将吴宓诗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划分为冷落期、尘封期和复兴期三个阶段,并对复兴期中理论界围绕吴宓诗学思想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以期展望吴宓诗学思想研究的未来走向.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论吴宓的诗歌批评观

在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中,"情"与"道"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圆融会通的;诗歌形式成功与否,不以新旧而论,关键是要具备韵律格调之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主张恣肆奔放地宣泄情感及展示个性的白话新诗运动和"诗体大解放"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在白话诗理论主流之外的另一诗论倾向,在客观上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吴宓伦理思想略论

吴宓的伦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派提倡"民主"、"科学"不同,吴宓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的会通,欲重塑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人伦精神和理想人格,进而救国经世.吴宓伦理思想始终以对人的关怀为主题,强调以传统儒家思想兼具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改善人性、培植道德,在他的教育、文学和宗教思想中也始终贯穿着其伦理思想的主题,因而吴宓坚持教育、文学和宗教也具有德化功能.     

宗教之以神辅德——吴宓关于宗教之于道德关系的认识

吴宓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道德,欲救世救国,就必须解决人的问题,而人的根本在其精神与道德;要改善人性、培植道德,当重视和发挥宗教的德化功能.吴宓在参酌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关于宗教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诠释了宗教的本质及社会功用,厘清了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并以此来链结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阐释其宗教性,从而为弘扬传统伦理道德、重塑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份终极力量.     

试论吴宓笃信孔儒道统的原因

文章认为,吴宓笃信孔儒道统,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价来维护儒学传统文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家庭教育的影响;二、关中儒学传统的影响;三、白璧德等人“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