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诗学与当代批评理论

在依托现象学思想发展起来的解释学方法与当代批评理论间 ,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作为“澄清的艺术”的解释学 ,需要在文学批评实践里得到验证 ;另一方面当代批评理论需要借助解释学提供的哲学基础确立生长点。不仅解释学对意义的生存论反思取代关于意义的认识论自审 ,对于文学批评实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且对于当代批评理论来说 ,如何从“说不可说”这一“解释学危机”中作出突围以实现“超语境理解” ,是其能否有效的关键。     

试论解释学的解释观

从三个层面区分并阐述了解释学的解释观 ,即方法论解释观、认识论解释观和本体论解释观 ;揭示了西方解释学解释观发展的历史结构 ,并按照其内在逻辑 ,提出了解释学如何从本体论回复到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关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问题。     

解释学语言观的逻辑发展

解释哲学以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观。本文历史地考察了施耐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利科尔等的解释哲学语言观,进而得出解释学语言观的逻辑发展进程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到本体论,再由本体论到本体论和方法论、认识论相统一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展示了诸如人与世界的关系、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语言能否揭示存在等问题,对于后人都具有启发性意义。     

解释学的越界与哲学的退缩和唯心主义化--解释学哲学化与哲学解释学化之历史意义评价

解释学本来是一门研究文本理解的具体学科而不是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但是从狄尔泰开始,"文本"概念被扩大到了历史,"理解"概念被扩大到对历史的认识,解释学就发展为一种哲学,而同时哲学也就降为解释学.解释学发展为哲学既不是解释学的进步,也不是哲学的进步.解释学发展为哲学,是解释学在研究对象上的越界.哲学降低为解释学,是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的退缩和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化.解释学只能作为研究文本理解的具体学科得到发展,而哲学应当作为世界观得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坚决反对作为历史唯心主义哲学的解释学.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

在西方解释学史上,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既在于完成了从作为技艺学和方法论解释学向哲学解释学的转变,更在于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飞跃,使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获得了真正的统一,在解释学基础上推动了实践哲学的重建与复兴。历史悠久的实践哲学的重新接续和复兴重建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论落脚点,也是其全部解释学思想一以贯之的中心线索,同样是西方解释学的最新发展形态。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内在关系及其实践哲学的定位作出鲜明的基本判断,指明"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反思"为己任的实践哲学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运思的主题,这是当代解释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论题。     

略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突破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创新在于,他通过开放“理解和解释”的内涵,扩张“文本或本文”的外延,实现了其后现代解释学在理论上对传统解释学的积极突破。尤其将语言引入哲学和解释学,赋予语言和理解、解释以本体论的意义,强调历史传统在现实人们的处境及视域中融合创新,敢于肯定历史偏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这是很富于时代人文积极创意的。但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无视理解、解释的客观实在性基础,淡化理解、解释的实践性矛盾斗争,漠视理解、解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的原则区分及主导性与非主导性的原则差异,这是必须清醒加以批评鉴别的。     

伽达默尔与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意义

作为"显学"的解释学的世界性传播同样得到了中国哲学界的积极响应,集中表现在力图"创建中国解释学"和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解释学运用于中国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上。但学界普遍认识和研究不足的是,作为解释学的当代最新形态——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既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解释学,从根本上说,更是实践哲学,而恰恰是在这种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才真正能够赋予中国哲学以新的思想生命力和理论特色。能否从悠久与丰富的解释史中提升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以及立足于实践哲学来审视中国思想智慧,确立中西对话与融通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复兴和扩大世界性影响,可谓是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问题所蕴含的真正实质与意义所在。     

实用主义趋向——伽达默尔与罗蒂的解释学对话

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渐渐形成了解释学和分析哲学两大阵营,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走向融合,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发展到罗蒂、普特南等新实用主义者.分析考察伽达默尔与罗蒂在"对话与教化""前见与基础""真理与方法"等几个方面所理解的异同,罗蒂向解释学注入了实用主义的因素,因而超越了伽达默尔的传统形而上学旨趣的残余.     

体现于哲学解释学中的两大方法

哲学解释学的建构依赖于两大方法:现象学的方法和辩证法的方法.二者是内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方法,而不是外在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它们具有互补性和兼容性,是共同支撑哲学解释学理论大厦的脚手架.如果说前一个方面是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继承和发挥,那么后一个方面则是他自己重要的补充和贡献.     

法律解释学的创新与发展——如何提升法律解释学回应实践的能力之一

法律解释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它应该以解决问题为主要的研究指向。现有的法律解释学偏重于对逻辑形式的研究,缺乏相应的问题意识。因而,法律解释学的创新需要与法律社会学结合起来,找到中国法治的问题之所在。在此基础上吸收中西文化的经验与智慧,在现实与传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是凸现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实现法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要提升法律解释学回应实践的能力,就应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荀子批判理论与西方诠释学

与西方的施莱尔马赫或加达默尔所构建的诠释学体系相比较，荀子的批判理论可谓既符合诠释学的一般标准，又具备自身的独有特质。荀子及施莱尔马赫等人均认为主观成见的存在是诱发误读的根源，但他们避免误读、处理成见的方式却各有差异；同时他们还都相信，任何理解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某种正当成见的参与，但对于这种正当成见的规定，各家也不相同。荀子理论系统中的正当成见是其所谓“道”，虚一而静是理解者确立“道”的具体方式。在诠释《诗》、《书》典籍和百家之言的过程中，荀子实践了他的批判理论。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转向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批评对文本理解和意义追寻的行动乃是造成诠释学领域作者、文本和读者间关系变动不居的原因所在。所发生的从传统诠释学向现代哲学诠释学的转变,实则是文本意义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流变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家利科的诠释学思想,则为文学批评基于文本与存在的关联走向读者的自我理解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可能性空间。     

现象学还原方法与文学批评

完整的现象学还原方法分为“悬置”、“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三个步骤 ,也可以说是三个相对独立的方法。它们体现着“返回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态度。英伽顿和日内瓦学派都在各自的现象学文学批评中运用了前两种方法。其结果之一是造成这些文学批评的一定的“文本中心”现象。     

语言与理解——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语言转向”及其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语言转向”开始于《真理与方法》的第三部分.转向使其诠释学实现普遍化并可能成功应对招致的指责,即认为他的诠释学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实用主义哲学阵营中罗蒂十分重视伽达默尔的哲学.麦克道尔的哲学明显有来自伽达默尔诠释学和语言观的启迪,由此形成了不同于笛卡儿传统的关于知识、心灵与世界关系方面问题的分析理路.这可以说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与实用主义哲学有相似之处.     

论诉讼时效制度对返还财产请求权的适用——兼论对物上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研讨应当仅针对返还财产请求权来进行

本文认为,对物上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研讨应当仅针对返还财产请求权来进行,存在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法律中的关于对返还财产请求权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不同规定各有其合理性,在我国对由未经登记的物权所派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对由已经登记的物权所派生的这种请求权则不应当适用这一制度.     

哲学诠释学的艺术经验论及其局限性

哲学诠释学将海德格尔的世界发展为传统,将人类活动分为以使用为目的和不以使用为目的两种,艺术活动是不以使用为目的的人类活动。艺术经验是艺术的本质,是真理和传统变化的根本动力。艺术作品的力量,构成了哲学诠释学艺术经验理论的难点,语言与诗在本质上的含混性,使得艺术经验理论在艺术创作问题上陷入了神秘性沼泽。对开端处和形而上学的迷信,也构成了哲学诠释学艺术经验理论的局限性。     

哲学解释学视域中的语言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语言问题一直被哲学家们所重视,他们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对语言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传统哲学把语言理解为一种形式和符号系统的工具,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则认为语言并不仅仅是人的工具,而是人的自下而上和生活经验的形式,即存在方式,离开了语言,人的理解活动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以精神分析学为范例的深层诠释学读解

哈贝马斯通过对哲学诠释学关于理解的历史性的考察,发现了哲学诠释学非批判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以精神分析学为范例,提出了以反思和批判为特征的深层诠释学。深层诠释学从揭示系统地被扭曲的交往方式出发,批判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压制机制。尽管以精神分析为范例的深层诠释学的合法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但它确实拓展了传统诠释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传统诠释学研究的内容,深化了以实践为指向的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