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世界的例外状态与赤裸生命:来自阿甘本的启示

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当下数字世界的秩序构建问题。数字世界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通过这种规则的悬置,产生一种新领域的开放空间,并使得新规则可以产生。在数字世界之中,目前的主权者更多由平台型企业来充任。在阿甘本那里,赤裸生命是指那些社会联系被切断之后,随时都处于被暴力状态的生命。快递员、非正式网约车司机、套路贷中的学生等群体都可能成为某种意义的数字赤裸生命。在算法之下产生了一种纳入性排斥机制。算法决断已经成为数字世界中的一种新的主权权力。这种权力正在透过数字世界向物理世界延伸。算法决断背后更加强大的是平台决断和资本决断,其一起构成数字世界中的三大决断。要破除数字世界中由于主权决断导致的权力异化,就需要将政府引入其中。政府应该作为新的主权者出现,代表的是人民主权。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公民的培养同样至关重要,而“白衣骑士”和“灰衣骑士”可以成为破除决断过程中政府的有力协助者。     

生命与权力的“潜能”——理解阿甘本政治哲学的一个视角

“潜能”是阿甘本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其理论结构贯穿并型构了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考。阿甘本将亚里士多德以实现为目的的潜能改造为“能而不做”的“非潜能”,进而为其新型的伦理与政治规划奠定了基础。在生命伦理层面,阿甘本指出基于“潜能—实现”的伦理学提供了划分生命优劣的标准,并基于“非潜能”阐发了不可分割的“生命—形式”和非目的论的“姿态”伦理学。在政治权力层面,阿甘本运用“潜能—实现”分析了主权例外的运作方式,并基于“非潜能”提出了中断主权例外运作的“弥赛亚”事件,使主权停止对生命的捕获。阿甘本基于“潜能”阐发的政治哲学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它将福柯的现代社会微观生命政治扩展为存在于整个西方政治史中的宏观政治问题,并质疑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其缺陷在于未能有效地说明“赤裸生命”和“生命—形式”对于抵抗生命权力作用的区别,并且将政治权力的运作结构本体化。     

感知问题与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学——以阿多诺、德勒兹和阿甘本为中心的考察

阿多诺、德勒兹和阿甘本作为批判理论不同阶段的重要代表,他们通过对康德有关感知理解的阐发,推动感知转向社会现实,呈现不同的审美政治进路。早期批判理论超越现实经验的感知模式,淡化了感知的先验向度,阿多诺以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经验,消解康德的先验原则对感知的同一性规定。后批判理论回返感知的社会现实维度,德勒兹阐发康德审美鉴赏的概念,强调感性生命于现实之中的生成创造。当代批判理论关注感知与具体生活语境的粘连,阿甘本批判康德和德勒兹对感知的理解,思考生命于生活形式裂隙处涌现的潜能。     

德勒兹:于悖论处寻找流动的生命

以德勒兹对流动内在性的关注为中心,探索了德勒兹的生活、学术和社会活动诸方面的悖论性表现,涉及到德勒兹游牧思想和非游牧身体的对比、从哲学向非哲学的转移、从概念到非概念的发展和从解构到建构的发展等悖论问题。德勒兹一生都在寻求着内在性,而正是在这些流动的内在性中,蕴含着他孜孜以求的生命。     

后奥斯维辛反思：阿甘本审美政治探微

审美政治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阿甘本对奥斯维辛大屠杀之后的生命政治反思，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集中营”“活死人”和“见证”三个重要维度。首先，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啻为纳粹至高权力制造“例外状态”的物质化空间。其次，集中营里“活死人”是阿甘本“牲人”系列的重要表征和“赤裸生命”的极端形象。最后，奥斯维辛大屠杀之后的“见证”，意味着“剩余”的创伤记忆与“幸存”表达等问题。阿甘本以关注生命政治的姿态，凸显了诗学正义和批判美学取向。他关于后奥斯维辛的审美政治反思，丰富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文艺理论空间。     

生命与政治的悖论: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三个源头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洞察来源于阿伦特、本雅明和福柯三位思想先驱。阿伦特通过对"政治生命"和"单纯生命"概念的区分,试图将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单纯的政治实践。这一思考产生了单纯生命的悖论:单纯生命既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又是消解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因素。本雅明利用"牺牲"概念和犹太—基督教神学传统,消解了阿伦特的悖论,却将政治行动转化为维护律法的暴力行为,并在献祭—净化的循环中,将纯粹生命本身转化为律法实施的最高目标。阿伦特和本雅明的哲学和神学反思最终在福柯对现代政治技术的分析中,呈现为现代生命政治内在的实践逻辑,人的自然生命成为政治的目标,却在被政治技术的抽象化利用过程中,转化为"赤裸生命"。借助于三位思想家的论述,阿甘本重建了生命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关系,他认为,赤裸生命就是人类生命的"门槛"(threshold):它处于生命的存在和消亡之间,将政治权力最为悖谬的两种功能,即捍卫生命和威胁生命同时表征出来。     

阿甘本法学思想对生命法学的法理启示

中国的生命法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中国生命法学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缺乏一种宏观和深入的法理支撑。意大利法理学家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概念有助于我们从法理上理解生命法学中的一些问题。赤裸生命的特征表现为如下三点:生命的社会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剥离;生命进入一种法律上的例外状态;生命处于某种暴力或潜在的暴力之中。生命法学中的那些生命个体如性别变更者、辅助生殖的产儿、活体提供者、进入优生程序的母亲或婴儿、安乐死病人、克隆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赤裸生命。在阿甘本法学观点的基础上,生命法学的两个法理原则(自我决定原则和社会协商原则)得以构建。     

唯有“生成”:德勒兹、惠特曼和《自我之歌》

沿用德勒兹内在性理论,对惠特曼的诗歌,尤其是《自我之歌》进行解读。惠特曼无意识中追求的是流动无我的纯粹情感和欲望,主要关注了惠特曼诗歌中罗列的语言现象,分析了惠特曼诗歌中破碎的语言现象的深刻含义、精神分裂症式的游牧主体、惠特曼对纯粹情感的追求。     

迈向生命政治与生命诗学:阿甘本的姿态论及其转向

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美学家阿甘本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文学批评概念——姿态。阿甘本的姿态论思想存在着由美学向生命政治以及生命诗学转变的潜在线索。在美学领域,阿甘本把姿态置于语言范畴,认为姿态是一种始源性的语言与交流方式;过渡到生命政治领域,他则从近代资产阶级"丧失姿态"并"不断沦为姿态的命运"的意义上,认为这引发了一种人类的景观化过程。最终,阿甘本倡导以生命诗学拯救姿态丢失后所造成的去主体化命运,从而"复魅"经验世界,实现人之诗意的栖居。     

阿甘本主权运作模式的内在基质与嬗变逻辑

在主权领域中,阿甘本建构了一种弥漫式的无所不在的主权形象和话语逻辑。这既相异于福柯将主权权力视为逐渐隐退的历史发展过程,又区别于奈格里与哈特描述的那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统治帝国主权。他将赤裸生命的生产视为主权原初政治活动的内在基质,并以禁止、纳入-排除、例外状态机制为构境,阐释生命与主权、政治间的互动关系,以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虚伪性。阿甘本具有一种激进政治哲学批判立场,其颇具敏锐性、挑衅性的解释框架容易引起共鸣和关注。这一解释框架虽然没有为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提供合法性依据,但为审视生命政治技术治理模式下人的生存境遇和被宰制局面提供了崭新视角。     

空间殖民、景观社会与国家装置

城市化和媒介网络是空间殖民的两种形式,它带来了身体延伸和主体性分离。景观社会是空间殖民衍化的结果,它悬置了身体的记忆和具身性,并使身体不断成为符码和展示的纯器官组织。国家装置则利用了这一趋势,不断将主体推向"赤裸生命"的境地。     

现象学中的内在与超越——列维纳斯对胡塞尔意向性学说的批评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动机是克服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的“内在化”的危机,试图通过意识的意向性构造特征也克服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并且提出了“内在性中的超越性”思想。但在列维纳斯看来,胡塞尔不仅没有克服现代哲学的“内在化”的危机,反而将这种内在性的逻辑推向了极端,以至于使得任何超越性都变成意识的意向性构造成就,也就是说,将一切超越性都内在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看成是一种否定外在性、超越性或他者的“总体性哲学”。通过对于胡塞尔的“内在性中的超越性”思想的批评和改造,列维纳斯将内在性和超越性严格区分开来,并且提出了一种彻底的超越性或无限性思想。首先,他对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进行改造,将作为内在性从意识和表象的领域改造为一个包含了享受和家政的“自我主义”领域。然后,他将这种内在性的“自我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由此揭示出了一个不能被内在性领域所包容的纯粹外在性、超越性或者他者的伦理领域。但本文认为,列维纳斯并没有令人信服地阐述这种纯粹的超越性或他者的伦理维度如何显现,因为任何显现都是一种内在化。     

“生命”何以成为一个哲学概念?

生命在当下的时代,已经越来越变成固步自封、束缚创造的惯性模式和价值预设。这尤其在德勒兹式的生命主义那里达到极致。对德勒兹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既要基于技术与生命彼此纠葛的悖谬现实,又要回归其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从"内在生命"到"欲望-机器",观念论和生命论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内在联结却日渐解体,生命亦最终脱离了哲学的掌控,陷入"一切生命皆技术-生命"的困境。梅亚苏的思辨实在论和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或许启示出另一种生命论的路向,重新探索对生命说"是"的可能性。     

界限与越界:小民族文学的解域化

文章从后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概念“界限”和“越界”入手,借鉴德勒兹/瓜塔里的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等概念,进而深入探讨了卡夫卡提出的、德勒兹/瓜塔里深化的小民族文学概念。作者试图说明,一切文化活动都离不开越界之于界限,变之于不变,小之于大的解域或生成运动。而在当下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一切语言、文学和翻译活动都是小民族语言对大民族语言、小民族文学对大民族文学的解域化。     

歇斯底里与精神的创造性

现代艺术中的原创感悟与歇斯底里关系密切,忽略动机而强调精神的速度与效果、非再现的表现,把缺少对象而细节却历历在目的情形推向极端。这种精神状态与哲学的碰撞所形成的歇斯底里的智慧既改造了哲学也改造了艺术,使精神成为非再现的或内在的沉醉。思想在歇斯底里那里开始,即从什么都没想开始,从不可能的异域开始。德勒兹与德里达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对歇斯底里这种处于无序的精神分裂状态,做一种纯粹哲学式的分析。     

从艺术空无到影像伦理:阿甘本的姿势论转向

随着艺术虚无时代的到来,现代人逐渐丧失了自身的姿势。这种丧失既是人类自然身体姿势的衰亡,更是历史积淀的语言文化姿势的衰微。在不可见的权力运作下,姿势丧失自然性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生命也变得模糊不清。人类企图在电影中通过影像来捕捉丧失的姿势,找寻姿势的复归。阿甘本正是在对现代艺术危机,到对艺术表现中影像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形成"姿势论"的批判。由此,阿氏展现了纯粹姿势凭借自身的力量呈现人类"中在"的在场,驾驭其中不可能的可能的场景,并为将来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空间,一个非中央集权的、非目的论的、非身份政治的,即政治作为纯粹中介性的来临的共通体。     

体验本体论的美学——狄尔泰生命哲学美学述评

19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德国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纯粹思辨哲学的生命哲学潮流。生命哲学家们关注感性个体生命的价值实现和自我超越问题。他们的哲学是以感性个体的生命意志而不是涵盖一切的绝对的实在为本体。他们认为传统的构筑解释一切的体系的哲学和17、18世纪以来逐渐渗透生活各个领域的理性—逻辑思维方法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因此,本     

数字时代的生命治理术：当代生命政治资本主义批判及其反思

生命治理术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当代资本主义微观权力批判的桥头堡,在当代生命政治资本主义的批判语境中展开。福柯基于新自由主义批判视野提出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此后,阿甘本与奈格里分别在“元结构”生命政治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探究生命政治资本主义的批判范式。而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重新建构了今天新的生命治理技术,围绕“安全机制”、“算法治理”以及新“赤裸生命”展开。在数字化生产中,数字资本以全新的技术管控调节生命以满足资本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生命治理技术的反思和批判中扮演了解毒剂的角色,并把生命数字化治理技术还原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微观权力结构进行批判。     

后现代主义精神与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以“无”为中心与后现代主义中心的消解既相接近 ,又相背离。后现代主义是在主客体长期尖锐对立之后 ,因为主体的消失其对立面的客体也随之消失 ,实现了主客体的同一 ;魏晋玄学消除天地万物的一切差异 ,实现了主客体的同一。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一切意义 ,使得语言成为纯粹的能指符号 ;魏晋玄学执着于终极意义 ,从而觉悟到语言的无能和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