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

唐朝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编著的《通典》一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综论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的史学专著。由于杜佑《通典》的出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籍中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这种体裁,于是《三通》、《九通》以及会要之类,巨著长编,相继出现,蔚为大观。所以杜佑《通典》在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据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表现在《通典》中的杜佑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观点的进步成分,对当时以至后代政治和史学的发展。对当时以至后代政治和史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杜佑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详述其沿革损益,议论其是非得失,并不是为了“好古”,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将施有政”,“度其古”而“行于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古为今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参考。这种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与现实密切结合的精神,至今仍是值得批判地予以继承的。     

论“三通”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并非同类著作,却被人们合称“三通”。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命开“三通馆”,编撰“续三通”和“清三通”,所谓三通、九通之类名目,就由此入了中国目录学史,并为中国史学史所沿用。以往的中国史学史,多半是历史编纂学史,向来赋予材料的分类以过大的注意。但即使依照乾嘉以后流行的史部分类法,三通之名,也说不通。杜佑的《通典》,与马端临的《通考》,无疑有亲缘关系。而郑樵的《通志》,则分明属纪传体通史,怎能视作杜马二书的族类呢?     

释“贺兰”

吾西北二民院之西侧为南北连亘数百里之巍巍贺兰山。“贺兰”一词是何意思?“贺兰山”之名始见于何时?余平时读史。曾加留意,现摭拾史料,简释如下。 “贺兰”一词本突厥语。唐杜佑《通典》突厥条云:“突厥人谓马为贺兰”。同书驳马条云:“马色并驳,故以名云”。但唐代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中著录之马字,均为at,由此可知《通典》所谓突厥人“谓马为贺兰”,非指一般之马。查《经籍纂诂》,有云:“驳,不纯也”,“驳,杂也。”乃知“贺兰”当为杂色马之意。     

《资治通鉴》简论

中国史家,习称前后两司马。司马迁网罗文献,继承家学,是非当世得失之林,批判地总结古史,写成《史记》一书,自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为历代正史创立了“纪传表志”的体例,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一千年之后,司马光出,直承《左传》,效法《汉纪》,把起自战国、下讫五代的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公元959)间事,按年记载。总为《通鉴》一书,自说:“因丘明(左传作者)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作者)简要之文”。编年而兼通史,消纳《十七史》于一编,比之司马迁又开拓了史学的新局面。所以两司马在史学方面的建树,都是宏伟的。     

《唐且不辱使命》的文学特征

《唐且(一作“唐雎”)不辱使命》一文出自《战国策·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今之标题为后人所加.《战国策》一书,自《汉书·艺文志》以之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以来,历代史志及书目大都归之于“史”部.其实,《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它在史学上固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而在文学上则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其所记之事并非“实录”,真伪参半,不可尽信;而策士之辞又多拟作、伪托,这就明显地带上了“创作”的色彩,难免为史家所诟病.然而虚构和想象正是文学的特征,“史学”意义上的黯然失色往往意味着“文学”意义上的增辉添彩.有趣的是,《战国策》中那些历     

试论郑樵《通志》的史学思想及历史作用

郑樵是我国宋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编著的《通志》与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在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通志》中阐述了郑樵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对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了解郑樵的《通志》，对于今天研究史学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周代阉宦制度论札

阉宦产生于西周,是历代史学家所共认的。《后汉书》、《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在记载有关宦官的制度时,都从西周写起,清世祖讲得更为明确:“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周始具其职。”然而,关于周代阉宦制度的具体形态,却无人论及。本文仅就几个问题试作论述,以此求教史学同仁。     

刘知几的修辞观——我国第一部史论修辞著作《史通》评说

在史学界,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被推崇为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似乎已成为定论。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开列史评之书时,首列《史通》。宋代黄山谷云: “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首次把《史通》提到与巨著《文心雕龙》并列的地位。清代黄叔琳在《史通训诂补·序》中也说:“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既认为它可与《文心雕龙》相匹敌,又信服唐代徐坚的观点。仅从上述,即可看出对《史     

十六国官制初探

关于十六国的官制,不但在封建正史和典章制度史,如《晋书》、《宋书》、《魏书》、《通典》等书的“职官”志典部分,没有予以收录,就是集官私典籍大成的类书有关职官部分,也不予收录,以致影响到近代所出关于古代官制著作,也只偶然提到十六国的个别官制。清人所撰十六国有关将相大臣表,算是系统整理十六国官制的著作,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通典》与《政典》渊源考辨

结合诸家意见来看,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的关系并非如传统看法那样密切,但也不能忽视《政典》对《通典》的影响, 《通典》仍旧是在《政典》基础上扩充和整编的政书。两书的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杜佑《通典》参酌正史书志,变更了《政典》的六部分类法,将类目扩充为九门;第二,《通典》继承了《政典》的记言特点,拓展了收录“当时群士论议得失”的范围;第三, 《通典》内《兵典》《选举典》的部分内容可能直接取自《政典》。需要说明的是,《通典》并非是对《政典》的简单扩充,《政典》尚处于典制体史书的雏形阶段,可能只是分门别类,以记言为主的一部典制资料汇编,而《通典》则是一部以记叙制度沿革为要义,在内容、体例和旨趣上与《政典》迥然有别的全新史著,它的问世标志着典制体史书体裁的最终形成。     

论郑樵的史学思想

郑樵以其所撰《通志》一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治史学以“会通”、“求实”、“直笔”、“斥妖妄”等为宗旨,对史学领域诸多问题都作出了独特的阐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优良传统。但有些观点也失之偏激,或自相矛盾。     

宋代“中书”刍议

《光明日报》“史学”专栏第385期刊登了《“伴合中书”浅说》一文,纠正了一些注本对“中书”的误释,有助于古籍整理,自不待言.然而,由于宋代官制屡加改革,显得十分复杂,若不加区分一概而论之,易失于偏,讨论宋代官制,尤须慎之又慎.即如《浅说》一文,涉及到宋代“中书”简称的内涵、宋代中书省的职掌及宰相名称等问题,似皆未及疏理的确.该文作者说:“如果我们不把中书的具体含义搞明白,势必误会丛生,造成混乱.”同感于此,敢陈管见,就“中书”之名,略申刍议.     

试析《史记》中的论赞功用

《史记》具有史学、文学的双重属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巨作。其间“太史公曰”引出的文字属论赞之词,将其分为记行历、讲谱系、采众言、论人物、褒黄老、大悲悯六类,以证明它在《史记》中的积极功用和重要意义。     

魏晋南北朝“史例中兴”问题再探讨

从史学发展的背景出发，从“史例”之作是否起于《春秋》、例之为体《左传》后曾否中绝及“中兴”之例是否始于干宝等方面对刘知畿的“史例中兴”说进行了考察，认为刘氏此说值得商榷，《春秋》经传及秦汉之时的史书并未有吏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春秋》经传注解尚“通”、史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干宝在所著《晋纪》中始立叙例，此后诸史相沿，史例才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史书编纂探讨的深入，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心理描写探讨

《史记》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司马迁欤。”《史记》既是我国史学的发端,又是我国史传文学之滥觞。《左传》、《国语》、《战国策》尽管也写人,并取得了—定的成就,但这些书中的人还只是历史事件的附庸,在叙事过程中被顺带地描绘。人物多举动而少思想,描写多片断而不集中,所以这还算不上史传文学。史传文学的建立以《史记》为标志,是因为书中人物形象比较丰满了,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些初步的表现人物的条件。如人物外貌神态的勾勒,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人物性格特征的刻划,作者感情意识的渗透等。而其中人物心理活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王充的史学理论──王充系列研究之一

王充的史学理论──王充系列研究之一郑先兴王充不是一个史学家，没有专门的史著。但在《论衡》一书里，他曾多次谈论史学和史家。＂据粗略统计，《论衡》里提到司马迁的地方共有４３处，提到班固的有１０处，班彪的有７处，周长生有５处，至于圣人孔子，提到的地方那就更...     

读郑樵《通志·校仇略》

<正> 《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是郑樵“会通”学术思想在史学编制上的最根本的反映,其中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而《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三篇又是他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通志·校仇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论著,虽然从书的名称看,此书是关于“校仇学”的,但它是目录学理论的专著,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目录学的原理和规则。在书中郑樵第一次明确了治学、图书、类例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通过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了目录学的任务,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刘知几的编辑观——中国第一部古典编辑学《史通》述评

唐代著名史学家、编辑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历来被推崇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与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享有同等地位。宋代学者黄山谷说:“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清代学者黄叔琳说:刘知几《史通》一“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今人张舜徽教授说:“综观《史通》全书,……得与《文心雕龙》分途并驾,同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