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角下法治政府建设路径探析

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是树立法治理念,必须摒弃人治思想、树立法律信仰、强化程序意识;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必须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提高立法质量、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是严格行政执法,必须端正行政执法观念、转变行政执法职能、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建设法治政府的保障是完善监督机制,必须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内部监督和专门监督。     

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

法治型政府成为十年政府改革的目标之后,亟待从理论上对法治政府的内涵、目标体系及实践路径加以解读。其中,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依法行政、法治行政等范畴的厘清成为体认法治型政府内涵的理论前设。以此为基础,政府职能、权限、行为与主体的法治化共同支撑起法治型政府的目标体系。在目标指引之下,坚持价值整合与制度创新、主体自律与他律监督、内部自发与外部促动的结合路径,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才具有达致的可能。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我国公务员的法治观念及其构建

通过对法治观念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内涵的分析,阐述了西方公务员法治观念的基本情况.论述了我国公务员整体法治观念存在的误区,即"人治"意识依然存在,法律工具主义意识浓厚,由制度和监管的缺欠导致法治观念的扭曲.进一步阐明了我国公务员法治观念构建的主要内容,即树立法律权威的观念,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并加强对其自身的法律知识的考核,吸纳法律人进入政府工作.     

论责任政府的法理基础

责任政府已成为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和基本原则。现代责任政府理念的产生,与西方国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提倡的人民主权观念、法治理念和民主政治观念等主张密不可分。人民主权理论是责任政府的主体理论基础,主权在民理论是责任政府的范畴属性基础,法治理念是责任政府的法治基础。     

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法治观念的现状与养成——基于浙江省9所高校的实证研究

培育和提升大学生法治观念是我国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方面."微时代"背景为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养成提供了新的途径,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从调研数据来看,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课等网络交流微平台并非"洪水猛兽";如果加以良性引导,"微时代"背景可有效促进大学生法治观念的养成.我国应当创新高校法治课程的教育模式,探索"互联网+法治教育"的新兴模式,实现由"粗放普法"向"精准普法"的深度转变.     

略论中国公民的法治观念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从目前法治践行状况来看,不容乐观,令人担忧,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的法治观念淡漠。法治观念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它对法治社会的生成和运转起着重要作用。要从立法、司法、教育、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培育中国法治观念,促使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     

推进“两型社会”试验区法治进境的路径思考

建设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需要正确认识"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与法治的关系,积极探索推进"两型社会"试验区法治的进境,并在法治进境中要注重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以利发挥法治的规范与保障作用。     

中西方法治思想差异比较及原因分析

中国之所以难以如西方社会一样走向法治进程,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其原因在于中西方法治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西方社会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等是差异形成的原因。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化道路模式,它是指一国的法治化运动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启动和推进的,法治目标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人为"建构的,法治化进程及其目标任务主要是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政治资源完成的.中国选择和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具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在法治化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的危险.中国今后在法治实践中应着力思考和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一是在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长期保持"政府"强大推进动力的同时,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和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在坚持"政府推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和培植社会、民间法治资源,发挥社会、民间法治资源对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