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记疑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学”应是动词“学习”。《论语》“学”共有66处,大多作“学习”解。以“学习”解读“学而时习”,更有助于把握《论语》的主旨:人贵在学,学贵在道、在取友,取友贵在忠恕,忠恕之道贵在教,“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孔子思想再阐释——以《论语》中的“远”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思想体系建立在他对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三种关系的理解之上。远作为这三种关系的一种描述方式,在孔子思想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对《论语》中远关注较少,因而以远为线索梳理孔子思想不仅饶有趣味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孔门"君子"释义

<论语·学而>篇首章谈及学习、交友和如何待人三件事,涉及"君子"品格的主要方面.结合<论语>其它篇章有关君子之说,谈谈孔门君子之学、君子之德、君子之风、君子之乐、君子之交、君子之修诸问题.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释义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是对孔子一生成就的总结,蕴含孔子对其人生际遇、心路历程和人生理想的感受和反思。笔者认为此章应该这样解释:开办学校,在一定时候讲习,不也令人高兴吗?学生们从很远的地方都能来(接受教育),不也是快乐的事吗?居高位者不赏识我,我不怨恨,(我因此转而从事教育事业)不也是君子所为吗?     

《孔子诗论》中《关雎》论释义

《孔子诗论》中的《关雎》论,近几年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训诂和释义,许多观点颇有见地。但有些问题似乎仍然不甚明了,尤其是学者们在解释这些简文时,往往只注重考证文字本身的含义,而不重视对全文的融会贯通,因此,使得《诗论》中的《关雎》论至今仍难以明确。在此,我们本着以解释文本为主,联系先秦两汉诗学的特点来释义的原则,试图对《孔子诗论》中的《关雎》论,予以重新审视,并以此来论证《诗论》与孔子及《诗序》的关系。     

“游于艺”意蕴阐释

游于艺的阐释纷繁且莫衷一是,孔子天理流行的言说方式为游于艺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传统的游于艺阐释在大的时代学术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学术色彩;而现代的游于艺阐释则将游于艺纳入审美自由的范畴,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对游于艺进行着阐释。通过梳理传统与现代的游于艺阐释,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游于艺的题中之义。     

析《论语》中的“孝”

素有"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孝"的观念,孔子在继承西周"孝道"的基础上,在<论语>中论述了关于"孝"的思想,并对如何做到"孝"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孔子在弟子问"孝"时,提出了"无违"谓之"孝"、善解父母谓之"孝"、对父母奉养且恭敬谓之"孝"、对父母和颜悦色谓之"孝"等思想.而且给予"孝"很高的价值定位,认为"孝"是为人之本、立国之基、尽忠之始.孔子的这些思想有利于唤醒当代人行孝的紧迫感和注重对父母的精神赡养,利于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在研读<论语>的基础上,探讨<论语>中"孝"的内涵、价值定位及其当代意义.     

对《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加”字的释义

《论语·公冶长第五》中有一句话:“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对此句中的“加”字,自汉代以来就有多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加”字是“凌辱、驾凌”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施加、施与”的意思.通过考证,我们认为“加”字释义为“凌辱、驾凌”更为符合《论语》中该句的原意.     

辨析对《论语》中“孝”的误解

孔子在弟子问“孝”时,提出了“无违”谓之“孝”的思想;在回答如何做到“孝”时提出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的论断。有人由此认为,孔子提倡的“愚孝”,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压制了子女的开拓创新精神、阻碍了子女的发展。本文试图诠释《论语》中孔子有关“孝”的思想,消除人们对其中“孝”的误解。     

“有耻且格”之“格”新释

本文参考《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论语》全书以及前人有关著述,对《论语》“有耻且格”之“格”进行了新的解释,指出“格”有“安”义。     

范仲淹政治变革思想的演绎历程研究

范仲淹青年时代不畏求学艰辛,穷通儒家六经,尤精于《易》学,为其政治变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来源。入仕后,他不惧威权,为国为民痛陈大义,屡遭贬抑,不为崇辱所动,坚持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励志于变革现实政治。庆历新政是在他主持下的社会革新运动,是他长期的政治实践积累的经验与他国平民安的政治理想的积极尝试,也是他政治变革思想的逻辑必然。     

范祖禹《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范祖禹的《论语说》既具有宋代理学《论语》学的一般特色,不但重视对《四书》的融贯性解读,而且倡导立诚成圣,着力阐发人性论和“礼”与“理”的关系;也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不但注重引史证《论》,而且重视对经世之学的抉发,因此在宋代《论语》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金宇澄《繁花》之“轻逸”美学解读

中国当代小说家金宇澄在其长篇小说《繁花》中减轻了作品结构和文学语言的分量,刻画了上海城的迷人细节和上海人的生活趣味。在客观冷静的轻逸笔法背后,是金宇澄对生活世相的沉重记录。轻盈的叙述使苦难深重的生活变得可以承受,这与意大利文学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轻逸小说美学不谋而合。轻逸不仅是文学的一种呈现方式,也是作者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根本方式,更是生命的本质之所在。     

守规与译者的主体性——关于翻译规范的认识

翻译标准历来是译论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一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潜意识里有遵守该群体的由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积淀而成的具有规约性的翻译规范的愿望;另一方面,作为主观价值判断的翻译规范具有流变、历时性的特点,它反过来有助于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文章借用图里（Toury）的规范（norms）理论,从心理角度和翻译规范的主观性两方面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守规以及规范的宽容性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     

迟子建后期动物小说的生态阐释

动物叙事俨然成为生态文学创作的重镇,今日困境与传统文化之间呈现出双重纠葛的关系,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动物,它们追求自足的吸引力似乎对我们奋进的车轮和内心无尽的狡诈,是一种抑制。迟子建后期的动物小说通过狗事与人事,残缺与完美,神性的高贵与脆弱之间的互文性书写,让读者在阅读与审美的历程中,希望能不为日常生活混乱的不确定性所牵扯,而纵身于重构的人性乌托邦而有所行动。     

近代解读黄宗羲思想的法学视角

近代学者以法治、宪法、法理、法史为视角描述和分析了黄宗羲思想的法学意义。通过回顾与整理这些文献,可知当下反思黄宗羲现代法学形象需做到三点:一是在研究中应谨慎运用现代法学概念,二是应尽可能地还原思想的历史原貌,三是应提炼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特征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刻画黄宗羲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形象,并为构建“法的中国性”提供理论给养。     

非极端个性化的大众真实——对池莉小说的一种文化解读

池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秉持的是一种非极端个性化的"‘大众’真实"观,表现为居于"常态"的人物塑造、普世化的主题与情节设置、以大众化叙事手段讲述"世俗道理"、将时代呼声进行到底等。"‘大众’真实"是与"‘小众’真实"相对应的,是一种执着于"当下"与"此在"的真实观,以受众的数量取胜,更容易与普遍、普泛、普世、普适价值相联系。     

论迟子建小说文本的新开拓

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钟情于历史,并吸纳了新的方法。尤其是有关“文革”史与伪满洲国历史的文学表达,作者擅长构建独特的人文视角,从日常生活写起,运用民间立场,书写平凡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真实感受,显示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