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领风骚树丰碑──鲁迅《呐喊》和郭沫若《女神》创作风格之比较

各领风骚树丰碑──鲁迅《呐喊》和郭沫若《女神》创作风格之比较李乐平被称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和郭沫若，前者在创作前期主要是写小说，其创作方法属现实主义流派；后者在创作前期主要是写诗歌，其创作方法则属浪漫主义流派。虽然说他们在创作时其表现手法也有着相同...     

从《牛棚小品》论丁玲晚年创作的个性

《牛棚小品》是丁玲晚年的创作,从其刊出背景及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丁玲晚年创作的个性特色:一方面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小说创作,真诚地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从主体感受出发,创作了以《牛棚小品》为代表的美学价值很高的一类作品.尤其是她的后一类作品表现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有着"武将军"的豪迈洒脱,同时,作品进行了探幽入微的心理描写,有着"文小姐"的细腻柔婉.丁玲晚年并没有失去创作个性.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在历史语境中虚构"真实"--论鲁迪·威伯的长篇小说《大熊的诱惑》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体裁 ,编史小说以史实为虚构材料 ,造成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传统界限的模糊 ,从而实现了后者质疑、瓦解、否定前者的后现代主义审美目的。文章以加拿大作家鲁迪·威伯的小说《大熊的诱惑》为例 ,阐述了编史小说的这种颠覆历史的功能     

《金瓶梅》与《儒林外史》审丑特质刍议

《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在审丑特质上,即审丑主体、审丑客体、对待美丑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这种审丑特质上的差异性正是《儒林外史》对《金瓶梅》反拨与拒绝的重要体现。分析前者对后者在审丑层面的反拨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准确认识小说自身的存在价值及文学史意义,有利于全面地发掘出两部作品之间的动态变迁,避免了拘囿于单向度的研究层面,从而使得研究呈现出一种双向的维度,令小说的独特存在价值得到更好的凸显。     

叙述与意义——论师陀小说《马兰》与《结婚》的叙事艺术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鲜明创作风格特色的乡土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既呈现了深广的现实社会内涵,又彰显了独特的历史时代风貌,并且在写作技巧上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小说《马兰》与《结婚》呈现了与众不同的叙述特点与个性风格,凸显了文本独特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一朵清新俊逸的《百合花》——论茹志娟小说《百合花》创作风格之成因

主要从历史继承、主体个性、人物塑造和时代价值等主要因素方面述及《百合花》的成功,揭示通过创作风格体现出来的创新意识、艺术剪裁,特别是在人物性格发展的深层挖掘等方面所形成的与时不同的审美特点和时代审美价值,挖掘出茹志娟"十七年时期"短篇小说创作对当时"规范化"创作的成功突破、对当代文学创作和评价的启示性价值。     

《荡寇志》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比较谈

宋江是《水浒传》中塑造的"义胆包天、忠肝盖地"的英雄。虽然人们对《水浒传》的主题有多种解说,但主流观念仍把宋江看作小说的核心人物。在《水浒传》的诸种续书中,俞万春的《荡寇志》因对水浒英雄持否定态度,故对宋江这一领袖人物形象进行了重塑。考察发现,作者有意将宋江形象进行丑化,使其由英雄变为强盗,由豪侠变为土匪,由好汉变为恶贼,由福星变为灾星。这种重塑反映出时代的文化及作者独具匠心的小说创作。因此,探讨宋江这一人物形象在不同创作观念的作家笔下的异样书写有一定价值。     

向现代人的病态人格掘进——卡夫卡《判决》的创作指向

《判决》是卡夫卡的创作进入成熟期的奠基之作。但论者一般是从卡夫卡惯常的艺术创作手法(如象征、隐喻)和其创作过程惯常的主体心理活动特征来谈论这个问题,而忽略了《判决》作为卡夫卡最为自我肯定的作品,它的创作指向也奠定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发展方向。许多批评家把《判决》与其后来写的著名长信《致父亲》相提并论,视之为卡夫卡审父情结的自白,实际上,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则是表现为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内心分裂的象征。     

论《隋唐志传》的创作结构及对明后期历史类小说的影响

《三国演义》虚实高度融合的写作方式，对历史题材的创作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在紧承其后的一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作为向这种方式的努力靠拢，《隋唐志传》在内容安排和写作观念上，显示出了历史类小说创作走向分化的开始。其主观上已经开始的对虚实关系的探索和客观上材料拼凑的失败，即文中循环组合《三国演义》情节和《资治通鉴》内容的手法，已经孕含了对“正史”与“戏说”的人为割裂，并影响到稍后的书商小说对“通俗演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开始的历史演义体裁创作在重“史”与重“趣”两方面的逐渐分化。由此。在小说史上，《隋唐志传》有着不容忽视的分界点的意义。     

论《博物志》地理叙述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博物志》一书,历来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其中缘由大概在于此书内容大多取自前代文献典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类记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皆刺取故书,殊乏新异。”这一评论使得《博物志》在学术界备受冷落。除了在研究古代文言小说时,对它的具有小说意味的故事关注一二外,其他内容很少被注意。其实,《博物志》十卷中有三卷内容涉及地理,在它的地理叙述中,有着与前代地理文献不同的内容和结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博物志》地理叙述的变化反映了作者相对进步的地理观念,这对后世创建独立的地理学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样的母题,不尽相同的主题——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小说与哥特式小说同属鬼怪小说,它们都使用＂灵与肉＂、＂罪与罚＂、＂死亡与复生＂、＂此岸与彼岸＂的母题。但是,前者关注＂灵＂与＂肉＂在人身上的地位,后者则关注＂灵＂与＂肉＂的冲突;前者根据＂人＂的标准为主人公定＂罪＂设＂罚＂,后者则根据＂神＂的标准为主人公定＂罪＂设＂罚＂;前者表现＂死亡＂悲剧时关注面比后者更为广阔,使用＂复生＂的母题也比后者更多、更积极;前者的＂彼岸＂是＂此岸＂的翻版,两个＂世界＂的关系是＂隔而不绝＂,后者则将＂彼岸＂描述为未知的世界、将两个＂世界＂的关系处理为完全隔绝。因此,《聊斋》中的鬼怪小说具有独特的＂中国式＂魅力与价值。     

陶煦和他的《租核》

陶煦(一八二一——一八九一),字子春、沚邨,江苏元和(今吴县)人.祖父和伯父经商致富,父亲也曾经商.他的弟弟和一个儿子都是小官.他自己"好读书","自少屏荣利,以诗文辞自娱",晚年"足迹不入城市".著作有《周庄镇志》、《贞丰里庚甲见闻录》和《租核》等.《租核》由《重租论》和《重租申言》组成.前者约写于七十年代初,先在《周庄镇志》中发表.后者写成于一八八四年.《租核》成书后,因怕得罪某些地主,"非其人不轻出以相视",仅在少数官绅中传抄.一八九五年才由陶煦的儿子首次排印出版.     

日本汉文小说管窥——以《谭海》为中心

《谭海》是日本明治时代作家依田百川的代表作,是一部汉语文言笔记小说,与菊池三溪的《本朝虞初新志》并称日本汉文小说的双璧。《谭海》在创作上明显受到中国史传文学的影响,风格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相似。其文笔简约精粹,延袭了魏晋小说的质朴风格,并从《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书中直接汲取了艺术养料。《谭海》是一部志人小说,虽然是遗闻轶事,但是作者特别强调实录的精神,我们也借此可以了解日本近古以来的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     

也谈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诠释学解析

对于《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一事,学界从认同到质疑,经历了长期争议。从诠释学角度看,孔子"作"《春秋》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借文本诠释成就观念创新。孔子"作"《春秋》,使鲁史《春秋》的属性及其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向,即由侧重历史和实证向侧重政治和诠释的转向。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过去,后者注重现在;前者注重客观,后者注重主观;前者注重记事,后者注重诠释;前者注重史料真实,后者注重政治启迪。孔子"作"《春秋》,就是通过诠释《春秋》,以"窃取《春秋》之义"的形式,对鲁史官的资料选择和意义表述进行契合时代的再诠释,即在"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的无奈中,用褒、贬、讥、绝、讳的方式,阐发和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追求,它们包括:尊王尊君的政治秩序、灾异谴告的权力约束、倡导亲迎的伦理秩序,以及由地缘区别到文化差异的新夷夏观。     

《淮南子》道家生命哲学论纲——基于形、气、神、志的辩证考察

《淮南子》生命哲学关涉形、气、神、志四大要素,其中"形"为生命载体、"气"为生命动因、"神""志"为生命主体精神。《淮南子》从道家思想立场出发,对形、气、神、志在人类生命存在中的功能作用展开深刻思考,揭示四者与生命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和谐运变的内在规律。对形、气、神、志之间的特定关联,《淮南子》也从生命整体出发,进行系统化的辩证反思,试图通过"人道合一"的根本途径,克服前者所受自然与社会的桎梏,超越长寿延年的世俗追求,实现不死长存、神游天地的仙道化生命境界。     

明清艳情小说总集——《思无邪汇宝》评介

明清时期我国古典小说达到成熟时期,由于纵欲、享乐的社会风尚及市民阶层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使当时社会产生了数量可观的以写性爱为主要内容的艳情小说。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开始有学者关注艳情小说这一领域。台湾所出《思无邪汇宝》丛书,可称历史上第一次中国艳情小说的大结集,总计收录明清艳情小说共56种47册,它的价值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思无邪汇宝》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它使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传承;使"艳情小说"这一名称进一步推广应用并定型;使小说《姑妄言》面世,为中国文学又添一巨著,其价值与影响不可估量;为明清小说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和空间。     

“志怪”与“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为一动名词组,是一种以记载描述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而后者则属于小说题材类型之一种,是小说发展演进中一种较为规范和定型化的创作模式,故后人又称其为"志怪模式"。从其产生和发展看,由"志怪"到"志怪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其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看,"志怪小说"基本上是"志怪"这一创作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这使得"志怪小说"更接近于后世小说的概念。     

《墨子》与中国小说

《墨子》是墨翟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集录。《墨子》一书虽然旨在反映墨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政治、社会主张,但以今天的小说观念观照《墨子》全书,其中的寓言故事、志怪传说、叙事写人等方面均与后世的小说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墨子》与小说文体的关系,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辨疑志》与小说志怪传统

中唐陆长源的小说集《辨疑志》,批驳怪诞虚妄之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志怪主题的否定,但其写作意图又是来源于小说实录"阙史"的传统。《辨疑志》的叙事结构同样体现出对志怪类故事的批判倾向,又以逆志怪的形式带来志怪小说"惊奇"式的审美感受。《辨疑志》的批评对象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盲信,这是中唐士人理性精神在小说写作中的表现。它对小说志怪传统的继承和反拨,与士人学风从六朝到唐代的转变密切相关,透露出唐代志怪衰落和小说转变的一种思想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