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西晋开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政治人格之比较

西汉开国集团代表人物的政治人格具有明显的平民化特征,这是因为西汉开国君臣多出身平民.其政治人格平民化的意义在于：政权立国甚“正”,社会认同性高,自建立之初便具备了高度的合法性基础.这使得国家经过数代君主努力之后,便出现了盛世,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开国名君名臣成为中国后世的榜样.西晋开国集团代表人物的政治人格具有明显的卑劣化特征,这是因为西晋开国君臣多出身于政治道德低下的新旧贵族,立国不正,社会认同性低,自建立之初便缺少高度的合法性基础.其政治人格卑劣化的恶果在于：一是政权认同性不高;二是缺少开国气象,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使得西晋政权从国家根基上缺少了巩固的前提.     

试论两晋士大夫精神之异变

两晋士大夫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不同。西晋士人唯求自全,身无特操;东晋士人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西晋士人或生活奢靡,或生性悭吝,价值观偏执于两个极端;东晋士人具有仁、恕的道德精神,人格优美。西晋士大夫发现了山川之美,仅将其作为浮华生活的补充;东晋士大夫以爱物之心与自然相贴近,尊重美的事物的主体性。永嘉南渡是发生这些变化的转捩点。随着江南文化的发展,南北士人的相互流动,江南意识逐渐萌芽。东晋时中原政权南迁,江南成为正朔所在、众望所归,增强了南方士人的地域自豪感。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世说新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20世纪11-20年间思想界的一个侧面--对民国初期"道德救亡论"的学理解析

2 0世纪 11- 2 0年间 ,时人以《正谊》、《大中华杂志》、《庸言》等杂志为阵地 ,深刻批判“官国”“恶精神”共存 ,道德堕落、名实相悖 ,吏无廉耻、人格卑劣 ,人心衰败、风纪凌夷 ,社会思潮隳堕、衣食消遣盛行等弊端 ,围绕共和以道德为精神 ,道德与时俱进、因时更张 ,充实共和国道德精神、重塑国民人格与政治人格、完善具体道德规范等方面展开理论诠释 ,欲藉反省自爱、砥砺名节 ,外在逼迫、法律为高 ,道义示范、上下互动 ,重社会轻政治、理性对待中外文化等重塑近代理想人格以达到救亡目的。     

论张华与晋初诗风演变

张华在晋初诗风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高踞晋初文坛宗主之地位,奖掖后进,倡导文学,打破了曹魏后期文学创作的枯寂,开启了太康文学繁盛的先河。张华以其温丽清省的诗学追求及创作实践,对于魏晋诗风的转型起了重要作用。张华柔顺文明的人格理想对于西晋士风及诗风的演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既仕慕隐--从《答何邵二首》看张华后期仕宦心态

世风、士风及社会思潮都是影响士人心态变化的重要原因.张华是西晋时期由庶族而致位通显的名士典型.<答何邵二首>作于晚年,其中有较多真情实感的流露.通过对这两首诗的解读有助于揭示西晋士人心态的发展变化历程即从建功立业的济世豪情到既仕慕隐的彷徨心态,最终进入朝隐的消极状态.     

两晋陆机论及其意义略探

从陆机文学在两晋的接受状况看,当时的陆机批评脉络大体清晰,定位基本准确,观点尚属全面,奠定了后世多样化接受的基础,标志着西晋文学新范式的确立,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理性精神。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和谐心态培育

培育和谐的社会心态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由于经济领域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管理和制度建设不力、文化建设滞后及人们的心理预期和认知偏差等原因,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心态,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必须通过协调多种利益关系、加强制度建设、建设和谐文化、塑造和谐人格等途径培育和谐的社会心态,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国民性的拷问——当代小说人物心态类析

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先进文化的人文资源的支持 ,在建设先进文化的同时 ,反思国民性的文化劣根 ,使其社会人物的种种卑劣文化心态昭然若揭 ,无疑是小说家们的社会责任。近些年来的小说创作 ,展示了作家们深厚的功底 ,他们娴熟的文笔和深沉的描述 ,对现实中人们的奴性、皇权性、权贵性、小农性、小人性和守财奴性等文化劣根孳生的种种心态 ,作了深刻而尖锐的揭示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司马氏晋国号考说

一般以为 ,司马氏晋国号来自司马氏籍贯“温县本晋地”。然而考诸魏晋禅代的史实 ,司马昭之封爵高都侯、高都公、晋公、晋王 ,都是做的“代汉者当涂高”谶文“高”字的文章 ,“晋”实际上是司马昭特别挑出来、以求合于符谶的美号 ;又司马昭欲应“代汉者当涂高”之谶 ,还隐含了以晋承汉、不承认汉魏禅代的心态     

思想史视野中的秋瑾

通过对秋瑾文化形象"被塑造历程"的关注,从:英雄"言说中和女性女权视域中对秋瑾的阐释展开,在逼近历史的同时凸显秋瑾政治文化形象的多重与变奏,从而探讨了秋瑾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形态的多面性.     

金景芳的易学

金景芳先生的易学研究继承了孔子《易传》开创的探求义理的学风,形成了自己系统的观点和学术风格,代表了二十世纪义理易学的水平。先生一直认为《周易》的价值在于它所讲的思想,而卜筮不过是它的躯壳。《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序列说明其哲学是乾坤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系辞》、《彖传》中实际都讲到了辩证法的合二而一。《归藏》与《周易》二易由首坤次乾变为首乾次坤,是老子与孔子思想所自从出的不同,表明了商周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发育成熟程度的差别,《归藏》之占七八不变爻,《周易》之占九六变爻,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先生还对《易传》做了大量的考释工作,认为《周易》经传密不可分,说明了《易传》内容的构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     

曹谨论

曹谨,清朝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沁阳市）人.宦历南北三十余年,所至之处,赈饥济贫,除暴安良,兴利除弊.但其最辉煌的阶段即为在台湾的八年：修筑渠圳治本富民;强兵固防抵御外侮;筹议治军见解独到;治民以宽敦化教施.现阶段,曹谨已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凝聚两岸民心的纽带.     

论金天羽的田园诗

金天羽是近代颇有成就的诗人 ,他的田园诗饱蘸着对江南水乡美丽风光和农家幸福生活的由衷热爱 ,也表达了对农民悲惨生活和命运的深深同情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为近代诗坛增添了一份新绿。他善于继承创新 ,遗貌取神 ,发扬“诗界革命”精神 ,讲究通俗化、口语化 ,使其田园诗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具有浓厚的近代化色彩     

金代文化的渊源

金代文化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入女真、渤海、契丹等北方民族的文化,由中原、燕云、东北及西北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金代文化丰富多彩,既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带有多元民族文化的特征。金文化有别于辽朝,也不同于两宋。金文化具有突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文华斑斓,灿然可观。金文化能够超越渤海与契丹,实现后来居上,一是以更加自觉的姿态吸收中原文化。二是充分利用渤海与契丹的成功经验发展自己;三是在灭辽克宋过程中,重视和网罗一切有用人才,"借才异代",使自己站在一个较高的文化起点向前发展;四是通过各种途径向南宋学习。     

论金岳霖的逻辑观

金岳霖站在现代逻辑学科的前沿 ,提出逻辑的实质是穷尽所有可能的必然命题 ,逻辑系统是研究逻辑的工具 ,各逻辑系统的不同 ,不是实质的不同 ,而是表达实质的具体工具不同。实质上各系统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可能的穷尽 ,而由于或者是推论的工具的不同如实质蕴涵与严格蕴涵 ,或者是表示可能 (即命题 )的工具的不同如二值与多值等 ,导致了不同的逻辑系统。金岳霖还从逻辑的实质和工具两方面对“必然”、“推论”、“同一、排中、矛盾思维三原则”等基本概念作了深入的阐述。     

巴金在汕头

1938年7月19日,巴金在汕头作短暂停留,以书信的形式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在《少年读物》刊发。这可以算是巴金与汕头的一次亲密接触。67年后,汕头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巴金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这可以算是巴金与汕头的第二次亲密接触。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     

金岳霖的为学

金岳霖的为学,包括他的求学、教学和治学三个方面。它的历程分为学生时代、执教高等学府和在哲学所的岁月三个阶段。他考取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和旅欧访学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出版了《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重要的逻辑著作和哲学著作,主编了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专刊。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工作期间,系统地批判了自己过去的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批判了罗素的哲学思想,重视逻辑学普及工作,主持编写了《逻辑通俗读本》和《形式逻辑》。     

巴金与法国文化

巴金曾经三次踏上法兰西的国土,通过文学、景观、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亲密接触法国文化的多个侧面,所以他无论在创作和革命思想以及人格发展等各个方面都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文章认为巴金作为一个主体,他不仅被动接受了法国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当时的社会现实、个人的经验和追求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对法国文化作出了个性化的阐释和重构,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挖掘出他者形象对自我文化的迂回式反观,主要探讨了在巴金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平民社会的阐释,以及“文革”后巴金对法国文化关注重点的转变中所深刻透析出的他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