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文体意义

《论语》的文体源自史官文献中以"王若曰"、"君子曰"为标志的"语"体。以"语"体和"子曰"的形式载录孔子的言论,是为了实现孔子的"立言"理想,并将他归入史官、君子这一文化传统。《论语》继承了《春秋》"微言大义"的话语构建模式,它不具有真理认知的特征,而是通过指示性的陈述,将事实置于各种实际关系之中,从而表达出对事实的态度,也因而显示出个别性、即时性的特点。此外,《论语》还继承了史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经典阐释方式,即通过"辞达"缩小自己与神圣文本之间的界限,让意义自我显示出来。《论语》总是通过鼓励学生接近真理,并指示路径,但却从不直接表白最终真理。因此,《论语》的结论具有相对性、主观性特点。指示性源自宗教叙事的启示性,其之所以能成立,在于孔子承继了古代瞽史的话语方式,并被认为是一种"卡里斯马"式的准宗教领袖。《论语》之后,墨子、孟子等学者往往自觉编写这种语录体著作。     

论孟子的议论文

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不仅在思想上继承了孔子的学说而且在议论文的方式上也继承了孔子语录体的议论方式。但由于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孟子的议论文在孔子议论文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表现出语录体向议论体过渡的基本特征。一、论题与《论语》略同,而有所发展现存《论语》的结辑,系东汉郑玄混合各本而成。其论题似是采用《诗经》“首句标其目”的方式,亦即每篇所论除首句或首章与论题有一定关系者外,其他各章与论题毫无关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以《论语》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论语》“夫子不为卫君”章的政治哲学解读

在卫君继嗣正统问题上,《论语·述而》篇中的"夫子不为卫君"章与《公羊春秋》哀公三年传里的讲法,表面看起来似有抵牾。但是,通过对春秋正统思想的梳理,以及对《论语》所蕴含的春秋微言的解读,可以发现二者在政治哲学思想上的深层一致。其一致性可以归结为通三统而大一统的"春秋道统"。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的说理分析

《淮南子》中有三篇语录体论说文,即《缪称训》、《说山训》、《说林训》,三篇文章虽承继《论语》、《老子》之文体和说理方式,但更多的则表现出其对语录体说理方式的发展与创新,三篇文章均显示出相当成熟的思维艺术和说理艺术,并锐意摆脱逻辑思维的说理常规,而力求突出文学所特有的形象思维,彰显出《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独有的说理特点。     

论《孟子》的书写体例与结构体制——兼论其编纂原则

《孟子》编纂者主要采用两种书写体例来完成孟子思想的表达，即对话体和语录体。二者形式看似迥然有别，但实则关联密切。语录来源于对话，是对对话进行拆解、提炼的产物。《孟子》编纂者以对话和语录形式表达孟子思想，一方面是《论语》书写体例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受到西周春秋史官传统中“实录”精神的影响。《孟子》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遵循两大原则，即类聚原则和均衡原则。《孟子》七篇，各篇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七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由行而知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论语》中的衔接

《论语》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作为语录体著作,是研究话语衔接的合适语料.参考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衔接理论,可以从语音、词汇、句法和辞格等不同层面分析、描写《论语》中的衔接现象及实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论语》语篇的内在关联和结构.衔接理论作为一种角度和工具,有助于《论语》的文本解读和修辞欣赏.     

《论语》的形成与七十子的祭祀行为

以《论语》为代表的孔子语录文献,开始编纂于七十子＂祭祀＂孔子的严肃活动,祭祀活动产生了第一批孔子语录文献。＂祭如在＂是孔子及七十子所追求的祭祀境界,斋戒过程和祭祀进行中要求七十子必须追忆孔子生前的言语笑貌。当这种祭祀活动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产生孔子格言体语录。用尸制度要求由孔家的孙辈来充当孔子,目的在于重演孔子生前的种种情状;祭祀过程中所要求的表情及动作行为,必然产生叙述性文字。七十子的祭祀行为,产生了最初的《论语》类孔子语录文献。     

关于《论语》的若干疑难问题阐析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论语》的研究,有若干疑难问题需作深入探讨,包括《论语》的编著者、《论语》的真谛、《论语》的核心思想、《论语》的疑难句等;认为《论语》主要是孔子的弟子有若和曾参的弟子们编纂而成,也包含了冉求、闵子骞的弟子编纂的一些内容;《论语》是一本政治哲学书,围绕着为人、为学、为政三位一体的内容展开;《论语》核心思想是"仁",包括体和用两个方面,仁之体为内心修养,仁之用为"仁民爱物"。     

《论语》是儒家集团的共同纲领

《论语》之所以从战国与汉初流行的众多孔子语录中脱颖而出,除了因为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朝着官方需要的方向进行修订外,更重要的是,《论语》在修订中调和了儒家集团的内部思想分歧,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纲领性的总结,使孝道和名教成为《论语》的灵魂。而孔子在《论语》中实际上沦为编者的工具。     

最完整的“十三经”

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久负盛名的“十三经刻石”,亦称“乾隆石经”。“十三经”指的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包括《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和《孝经》。     

《论语》的规范思想和个体意义

孔子的思想本愿是从事政治,重建社会规范秩序。他因为对政治有深刻的认识才成为思想家;为了培养治国人才才成为教育家。《论语》的形式具有原始的语录体,个体片断经验的记述性,多人多时编篡而成等特征,具有对个体思想和活动关怀的意义。《论语》的思想价值在于规范意义和个体意义的统一。     

《论语》作者及篇章结构略考

《论语》不是纯粹的由一人或者一个团体编定完成,不管是孔门弟子,如仲弓子夏子游,还是孔门再传弟子,如曾子或有子的门人,抑或是子思,实际上《论语》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并不是说,《论语》完全由散乱的语录在不同时代结集起来,而是由主体文本与附属文本组成的。这个主体文本就是仲弓子夏子游子张子贡有子等人在孔子逝后,召集众弟子完成的;而附属文本则是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语录以及其他孔门弟子语录。     

宋代语录体经学的发生、诠释及其影响

语录体经学是宋代经学展现的重要形态。宋代语录体经学的产生源远流长,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尚书》《易传》《论语》《礼记》《孟子》等儒家经典。最直接的源头便是《论语》《孟子》,这两部经典影响深远。宋代语录体经学有其自身的特征、特质,一方面强调问题意识、现实取向性,另一方面改变了汉唐之际对礼仪制度的关注,而转向了对道德性命的强调。宋代语录体经学对于元明清时期经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从张载语录的编纂、流传看理学谱系的构建

张载著作除零碎的经注体外,大都是语录体,包括语录体著作《正蒙》,门人记录汇编而成的讲学语录《张子语录》,后人从其文集、语录中分类汇辑的《经学理窟》。《正蒙》刻意模拟论语,反映了张载以自己为圣学继任者的雄心。张载讲学语录由程门后学整理编纂完成,故往往羼杂二程语录,转成为构建奉二程为宗主的理学谱系的重要素材。     

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

上博竹简中有一批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将这些竹书与《论语》进行对照,可以看出《论语》的某些编纂特点。经过研究发现,今本《论语》中的孔子语录应该经过编纂者的节选、提炼和取舍,因此它既不能完整地反映孔子思想学说的全貌,也不能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散文水平。     

谈《侍坐》章的主题

《侍坐》章选自《论语·先进》篇。《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门生言行的书。据《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作为一种语录体的散文集,《论语》记叙了孔子对政治、教育、伦理、道德、文学等方面的见解,内容相当丰富。其表现形式也不拘一格,诸如独白式、对话式、座谈式等等。精彩生动,良多趣味。从文字上来看,大多篇幅很短,往往是三言两语式的抽象议论,便构成了富有哲理性的警句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