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改革路径

由于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分配不合理加剧,利用非市场的因素攫取财富引起社会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在失业量较大和工资增长率较低情况下拉动内需始终无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引起了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如何实施更为高效公平的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焦点.对于收入增长和分配公平的期望不断提升,期待政府对于初次分配不再是"零参与",应该对在分配领域里纠正市场失灵承担责任;应该执政透明;应该优化市场分配的外在制度,如改革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等;尽快实施分享工资制等新的报酬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里着手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最终要理顺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建立收入消费的健康关联.     

我国新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新论

目前,经济领域中的分配不公已演变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影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急需为收入分配领域提供更有力的政策保障,对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新时期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和后果,结合著名的"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论述了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并探讨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对策措施.     

收入分配的变迁--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对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的权衡体现了人们的分配观念,分配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中,与分配方式的变化相一致,我国的收入分配观念经历了如下变迁过程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公平优先→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公平优先→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下的兼顾效率和公平→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要素贡献分配下的初次分配体现效率,再分配体现公平.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分析及制度思考

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已经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企业分配中利润挤占工资、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工薪阶层成为纳税的大户并形成了税收的逆调节、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秩序混乱、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过高等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在于政府与企业组织的目标冲突与博弈、企业组织与个体的目标冲突与博弈、政府与个体的目标冲突与博弈.只有通过立足于长远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变迁.才能对固化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拉美失衡"及给目前中国的启示

拉美收入分配公平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偏低、就业容量狭小及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和手段的低效率.而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公平状况既有"拉美特色"又具自身特点.因此中国必须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汲取经验及从"拉美失衡"中吸取教训,制定并实施符合中国现阶段特点的收入分配公平制度和政策、措施.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探析国民收入三次分配中的公平取向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出现高增长和矛盾凸显两个鲜明的特征,社会分配不公越来越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出现分配不公的状况是多年历史综合原因形成的:第一次分配注重在效率优先中维护公平竞争,第二次分配注重在财税改革中实现相对公平,第三次分配注重在捐赠回报中推进社会公平.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即社会的富人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它是通过制度安排和公众自觉行动,体现社会的一种慈善文化和捐赠文化.三次分配互动互补,互相促进,形成"三点式"社会分配新格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收入分配对策研究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特别是为应对"十三五"期间社会深层次变革,谋求未来高效发展的全新动力的具体要求,必须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初次分配领域强调"迫切性",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整体收入的比重,再分配领域重点将抑制收入差距和保障社会公平的目标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从而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构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平体系

现阶段我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存在较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公平残缺，很容易诱发部分社会群体的妒忌心理，激发诸多社会矛盾，甚至引起政治动荡。矫正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和重构新时期收入分配的新格局，着力点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突出社会公平。基于此，从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和结果公平四个维度构建公平体系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橄榄形社会结构的最重要路径。     

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特殊机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趋势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被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强调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其实,在收入分配的这两个层次之外,还有一种隐形的收入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发生于一些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劣势的人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优势的人之间,这种转移相对于再分配的公平效应属于一种收入的逆向转移.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是收入分配市场化向社会各个领域侵蚀的结果,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所具有的收入差距放大效应是形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可小视的因素.要改变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遏制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的增长.     

构建科学的收入分配体系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体系正在经历一系列调整与完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社会福利过高,会影响激励机制的形成,牺牲效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制度过低会牺牲公平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怎样才能在激励与和谐之间确定一个度,构建科学的收入分配体系,这是我们当前建立和谐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论居民收入差异的税收调节

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斐然,但此期间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收入亦加速分化.分配领域矛盾的突出,开始制约社会经济的全面和谐发展.研究并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是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直接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体现在多个方面,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内部、农户内部、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收入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足够重视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现行流转税、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没有全面发挥,缺乏财产保有环节的税种,在征收管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调整和改革现行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改善税制的执行情况,提高人们的纳税遵从度,充分发挥税收在居民收入分配环节的调节作用,更有效地解决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问题.     

从生产条件分配看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及调节政策

收入分配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脱离生产条件的分配就不可能对收入分配作出合理的解释.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条件的分配引起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同解决生产条件分配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关于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的哲学反思

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是有差异的.正义作为一种理念,是最高层面的道德衡量标准,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公正在分配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分配原则和衡量标准,在社会生活中是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公平属于基础层面的衡量标准,强调客观性,注重的是衡量标准的"同一个尺度",带有明显的中性和"工具性"色彩.厘清这三个概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问题的理论阐述和实践应用具有积极价值.     

建立健全分配机制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

收入分配超经济行政化,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和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普通民众缺乏扩大消费的支付能力,形成国内需求不足.推进以政府放权、还利于民的市场化改革,建立起客观公平的市场初次分配机制和再分配的民主决策、公开监督机制,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     

论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

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公已成为学术圈与媒体热议的话题。但收入分配结果是否公平只是基于人们伦理和价值观基础上的一种主观判断,基尼系数既不能回答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问题,也无法预言哪些群体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本文通过对北京居民公平感的实证研究说明20年来北京市居民的公平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承受力有所增强也有所区别。在贯彻党中央"提低,扩中,调高"的公平目标时,政府的主要工作既包括规范和整顿市场分配秩序,同时也应在调节贫富差距时防止产生新的分配不公。     

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现代性的两种进路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表征,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简单现代性条件下,财富分配是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在反思现代性阶段,风险分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体现了现代性的两种不同进路.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呈现.为了更好地解决之,必须加强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制度化建设.其举措为:要坚持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通过社会的再分配,实现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要最大限度地杜绝"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建立健全风险预警、风险应急、风险教育、风险分担、风险转移惩罚等项制度,努力克服风险分配中的制度性失效现象.同时,要加强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构建风险的全球治理模式.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适度引入"按需分配"机制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要化解这一难题,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应从我国改革的实际出发,在"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的前提下,引入适度的"按需分配"机制。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已经具备了适度的"按需分配"的能力。只要各级政府下决心扭转国民收入向政府倾斜的局面,适度"按需分配"机制就能够逐步建立起来。坚持适度"按需分配"原则,就是要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劳动报酬的合理性,在二次分配中努力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在三次分配中应不断提升社会的公平度。适度"按需分配"不是提倡平均主义,而是要解决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问题,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新探

马克思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分为收入分配方式和收入分配实现模式两个层次.收入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但要通过一定的具体形式来实现,这种形式就是收入分配实现模式.收入分配实现模式的选择,要体现一定分配方式的本质要求并和一定社会的经济体制相适应.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实现模式或以分配模式在现阶段不能实现为由否定按劳分配方式的存在都是错误的.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不是能不能结合的问题,而是如何结合的问题.它们的结合不是简单机械的"拼装",而是在保持各自本质的基础上,在具体实现形式上做出适应对方的调整和变化,从而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一个"嵌套"的有机统一体.     

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对策研究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虽然从总体上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拉大,但事实上却是一个双重复杂的问题:不仅收入分配状态呈现多种格局,而且造成每一种分配格局的原因也极为不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对收入分配的现状有精确描述,而且要对不同的分配格局进行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提出类似于“靶向疗法”的治理对策研究和综合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