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ogit模型的城市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倾向研究

我国城市政府普遍意识到高学历人群流入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公共政策,但是对影响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因素认识不足,致使政策制定缺乏依据并且效果欠佳。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以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人才为研究对象的尚少。高学历流动人才作为流动人口的组成部分,其人口社会学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随迁家庭情况显著不同于其他群体,为此,在充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采用调查问卷和直接访谈方式,使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回归方法,对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配偶户籍地和随迁家庭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期加深对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影响因素的认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流动人口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理性选择——基于非线性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自2017年我国部分一、二线城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刺激人口、人才的流入,形成一轮城市的"抢人"大战。那么,如何才能够吸引人才、人口流入并长期居留下来呢?这需要准确了解人口、人才的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为此,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个人微观数据,并结合反映城市特征的中观数据,采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对人口、人才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职业类型和个人具备的人力资本成为当前决定或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最大的因素;父代流动经历会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从城市层面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确有显著的影响。而由于基础教育较好的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可获得性不足,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为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应该打破户籍及其隐含性制度壁垒,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教育公平性和可获得性,继续改善城市的环境因素,努力提高城市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东北流出流入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比较研究

东北人口流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利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比较研究的方式,以东北流出流入人口为样本,重点研究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差异,定量研究发现东北的高学历人口流失严重,非农户口人群高比例流失,年富力强者和事业有成者偏好于非东北地区。从更好地发展东北经济的目的出发,提出重视东北本地人才、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步伐的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特征及影响机制

文章根据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经济特征共同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并使得这一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的新特征.研究表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普遍增强个体留城意愿的同时,以大学专科学历为界限,高学历者呈现出更加强烈的居留意愿.收入水平的增加显著影响了整个群体的居留意愿,以6000元收入水平为分界点,表现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远大于中低收入者.在追加了住房支出变量后,发现伴随着住房支出的增加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同时又对高收入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表现出抑制作用.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中国两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比较研究

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差异。为探究我国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在子女随迁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差异如何以及具体的差异机制,文章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八城市"数据以及二分Logit回归模型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代际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安排其3-12岁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低,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3-12岁子女随迁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差异。二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子女年龄"、"家庭本地月收入"、"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地社会资本"这四个因素上。分析二者差异机制的交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随着"家庭本地月收入"和"儿童年龄"的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其子女(3-12岁)随迁的可能性均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的比例相对降低将会产生更多的留守儿童。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比例降低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深入研究。各流入地城市应准确把握本区域内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了解本区域内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困难和诉求,制定有的放矢、与时俱进的流动人口福利保障政策和制度。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应积极增加有关教育设施,制定并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制度。     

政府姿态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对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流动人口的姿态进行度量，构建政府抑制姿态指标，考察了宏观地方政府政策文宣与微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抑制姿态会很大程度上降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地方政府的这种抑制姿态会通过技能偏向、公平感知以及社会融入这三种机制对流动人口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在本地的居留意愿。其中，低学历、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负向影响，高学历、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受到的影响不显著；政府抑制姿态显著降低外地劳动力的公平感知度，而对本地劳动力有正向影响；社会融入度、社会参与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更强，有更弱的居留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户籍门槛会削弱政府姿态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落户门槛越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越弱。不同性别、年龄的流动人口受到政府抑制姿态的影响也不同，男性、老年流动人口受到其影响更强。研究认为，地方政...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内部分化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利用2009年在温州市进行的人口结构变化专项调查资料,将流动人口作为一个非均质的整体进行研究,采用数据交叉分析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内部在居留意愿上的分化,并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分类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尚未有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打算,但滞留趋势明显;打算最终返乡的流动人口比例较高,非永久居留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流动人口内部在居留意愿上存在明显分化。结合以上分析,讨论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分化对制定流动人口政策和选择城市化战略等方面的思考。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家庭随迁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研究在对上海各区县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家庭随迁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区位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综合探讨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及制度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海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特征明显;流动人口仍以租赁住房为主,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社区和城中村;家庭随迁流动人口在住房拥有率方面凸显优势;由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住房选择影响显著;制度性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分析结论,本文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城市公共资源对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

儿童随迁是流动人口家庭化和家庭发展的核心环节,易受到共享城市公共资源的影响.因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城市公共资源和服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可及性仍存在或高或低的壁垒,因此,探究流入地城市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资源状况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迂决策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实现过程及政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个人数据的基础上匹配同年全国各地市医疗和教育资源数据,并构建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流入地城市的公共资源数量与可及性对儿童随迁决策有重要影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随迁决策倚重于不同类型的公共资源;而户籍制度壁垒会显著降低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迂的拉动作用.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及影响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的人员构成趋于多元化,特别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加,与普通流动人口相比,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及更强的竞争力。在新时代人才竞争背景下,新生代高学历群体已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作为年轻的创造性阶层,其未来流向选择对促进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提升国民收入水平、优化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地进行分析,发现该群体在流入地选择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江浙沪、粤闽桂、川渝黔、晋皖豫等五大区域。基于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从个体、流动与经济层面分析这一群体的多维特征及各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因素、流动因素及经济因素均对该群体流向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对流向选择影响程度最高,户口性质其次。性别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影响显著,但影响程度较弱;流动范围对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流向选择影响最显著;经济因素对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尤为显著,经济发达、月收入高的区域对于人才具有聚集效应。     

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加,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流动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老年人口发生迁移流动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流动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公共卫生服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流动老年人口由于年龄因素,身体健康状况更加备受关注。如何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险方式使老年人享受异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流动老年人口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三个层面对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进行描述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相关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居留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均有影响;从流动特征的维度来看,流入区域、流动范围、流入时长与流动原因四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对流动劳动年龄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中,除了再就业变量以外,其他变量的全部类别或部分类别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融合提供科学依据。     

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老年流动人口视为同质性群体易忽视其个体主观能动性,因此从社会融合视角,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将老年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分为积极融合型和消极融合型。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选择偏好存在异质性,积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长期居留"。对比其影响因素的差异,发现消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明显增多。与全样本对比,潜在类别划分后的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特征影响显著。针对较高的社会融入需求和不同的居留意愿,应统筹做好老年流动人口户籍需求和住房保障,积极推进老年流动人口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老年流动人口医疗卫生保障质量,开展老年流动人口示范街区建设,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能力。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准确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内在逻辑，对于改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和推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表现为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迁移，不同家属之间迁移存在一定的关联逻辑，并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单个家属迁移来看，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子女和父母则体现为正向作用；非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也对其居留意愿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子女和父母迁移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从双重家属迁移来看，配偶兼具外出工作和家庭照料双重角色，使得配偶迁移在家庭化迁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配偶迁移对其他家属迁移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作用在不同户籍家庭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从多重家属迁移来看，在双重迁移的基础上的父母迁移有效促进了其居留意愿，而配偶迁移则降低了其居留意愿。因此，为推进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在尊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更为精准的家庭迁移政策，才能更好地有序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     

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最愿意带迁自己的配偶、父亲和子女;社会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和年龄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带眷流动意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担心父母的养老、受教育程度、住房来源和来流人地的时间等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带迁不同家庭成员有显著影响。     

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跨省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从2000年开始流动人口逐渐由个人跨省流动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然而国内有关东北地区跨省家庭化迁移的人口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定居意愿、家庭化迁居方式、迁居水平、影响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化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跨省迁移家庭结构的稳定、流入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定居意愿的加强等因素使家庭在跨省流动家庭化迁移进程与迁移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年龄越大、在流入地时间越长、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化迁居水平就越高。面对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增强的情况,政府应顺应社会规律,强调责任主体意识,深化政策领域改革,建立为流动家庭服务的社会政策。     

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朝鲜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流动人口比例较大,跨境流动现象普遍。人口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也给边境地区朝鲜族聚居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流动的调查数据,分析非流动人口、境内流动人口和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外出经历是影响朝鲜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同样是影响朝鲜族流动人口是否进行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劳务输出途径,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返乡劳动者创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朝鲜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