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地区人口迁移家庭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数据,对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家庭迁移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国内迁移及跨国迁移中家庭特征和个人因素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朝鲜族地区人口流动已有明显的家庭化趋势,这种现象在跨国迁移中比较显著。家庭迁移主要形式为核心家庭(一对夫妇流出)迁移。跨国迁移中,家庭规模和代际关系以及家中是否有小孩对朝鲜族地区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国内迁移中,家庭规模对整个家庭迁移影响显著。个人特征方面,婚姻和年龄对国内家庭迁移和跨国家庭迁移均有较大影响。     

影响朝鲜族生育水平的因素分析

中国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朝鲜族生育水平的下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朝鲜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影响朝鲜族生育水平的因素分析

中国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计划生育政策 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朝鲜族生育水平的下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朝鲜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深圳流动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深圳市龙岗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状况”调查数据,设计了4个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生育子女数、初婚初育、初婚二孩生育和初婚三孩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早婚和多育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它和生育意愿有一定的关联。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它对三孩生育的影响最强。经济收入水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很复杂,收入水平提高产生的短期效果可能是促进生育率增长。     

延边朝鲜族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课题组的调查资料,研究朝鲜族人口特征对迁移的影响。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对稳定朝鲜族人口有重要的作用;15~34岁人口群体迁移倾向最大;未婚者迁移到韩国的倾向比已婚者小;基础教育加大了人们的迁移倾向;拥有农业户口的居民迁移到韩国的倾向较大;家庭人口数与迁移倾向呈正相关。     

延边朝鲜族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在三个方面,即传统文化因素、育龄妇女自身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育龄妇女自身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族的生育意愿,但是,朝鲜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育龄妇女生育经历与其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关系分析

文章从妇女自身意愿,也就是妇女对子女需求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初婚年龄、户口、工作、居住地和所属地区、生育经历等对妇女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影响,特别是考察了妇女自身的生育经历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将年龄与生育经历的交互作用考虑进去。生育经历作为一个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变量,与年龄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妇女的生育意愿选择。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既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悖离的一面又有一致的一面,在4个维度上均有所表现,在时间、间隔和性别上二者更多的表现为悖离,在数量上更多的表现为一致。研究还发现,年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角色、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等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悖离有显著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育龄妇女文化素质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提高女性教育程度和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是实现人口素质现代化和推进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重要议程,提高女性教育程度的核心就是实现育龄妇女教育机会均等。本文结合“2005年哈尔滨市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人口素质部分的研究资料,主要分析了制约育龄妇女文化素质提高的“主要瓶颈;”育龄妇女文化素质提高对婚姻家庭和生育水平的影响等问题,探讨了育龄妇女文化素质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相关性,并据此提出提高育龄妇女文化素质的对策建议。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常住人口迁移与上海城市发展研究

文章定量说明“移民城市”是上海大都市的重要特征,人口迁移是城市发展的巨大引擎。近5年来,上海市常住人口迁移数量大约为户籍人口迁移的6.3倍,常住人口迁移比户籍人口迁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作者指出,传统的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人口迁移统计和人口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并将越来越不能适应人口研究、分区域人口预测和城市动态管理的需要;提出完善常住人口迁移统计,需要积极引导人口迁移促进城市发展,需要大力推动城市户籍体制等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分析

家庭流动会在未来一个时期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本文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和区域差异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存在区域差异,部分流动人口家庭是通过在流入地生育孩子组成。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给流入地和流出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客观地看待。     

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选择性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老年人口跨地市级迁移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口依旧把经济发达地带、大城市作为主要迁入地,与青壮年人口迁移方向产生同构。城乡老年迁移人口在迁移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城市户籍老年迁移人口受家庭因素驱动更大,农村户籍老年人的迁移原因更多元。从对迁入地的影响来看,国内老年迁移人口的迁入地过于集中,将对迁入地的社会医疗服务设施等构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育龄妇女生育集中度变化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数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结束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给妇女带来的桎梏,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具体表现在社会活动的参与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妇女在生育行为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育龄妇女的生育集中度变化情况,并以此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低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发展的经济后果分析

本文分析了低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发展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同时指出它是一把双刃剑 ,同样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后果。为了既充分发挥低生育水平的积极作用 ,又逐步消除或缓解其不良后果 ,一方面要适时地调整现行生育政策 ,选择适当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另一方面要构建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予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