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少子化原因分析及其对策的衍变

日本少子化倾向日趋显著,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日本年轻人晚婚、不婚,晚育、不育是导致少子化的直接原因。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少子化不只是日本特有的现象,韩国、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少子化进程也较为显著。而且,这些国家少子化的背后有着与日本相似的原因和社会背景。本文旨在对日本少子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的衍变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中国提供借鉴与参考。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体系及政策工具评析

日本进入少子化阶段已近半个世纪。日本的少子化对策是日本政府为遏制本国的少子化进程、提振生育率而制定、施行的,由一系列相关法律、制度、规划及具体对策措施所组成的综合性的政策体系。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历程可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分别以出台第一项对策、制定第一部法律和召开第一个专项会议为阶段开始的标志。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体系可归纳为四个层次和三条主线。四个层次依次是国会立法的顶层设计、内阁会议决定的政策框架、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的综合应对、其他政府部门和专门会议的具体施策,由顶层向底层进行指导,由底层向顶层进行扩充和执行。三条主线为经济援助、支援生育和育儿、改革工作方式,三条主线互有交集,共同反映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基本理念和整体目标。利用政策工具方法对日本少子化对策进行量化分析可知其创造良好婚育环境的影响作用较大,增强婚育意愿的推动作用和减少婚育阻碍的拉动作用较小;对策内容向育儿支援过度集中,严重缺乏对于婚姻的支援。日本的少子化对策相对于少子化进程严重滞后,错过了最佳应对期,是导致对策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中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尽早开始应对少子化问题,通过制定整体性的配套措施配合生育政策的调整。     

日本和法国的少子化对策及启示

日本和法国同为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尽管导致两国少子化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两国都为扭转少子化趋势推出了诸多举措。法国少子化对策的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出了名目繁多的家庭补贴制度;二是积极创建工作育儿两不误的环境;三是在总和生育率尚处于并不太低的水平时就及早推出了各种举措。反观日本,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推出了诸多举措,但收效甚微,重要原因在于日本在总和生育率已降至很低水平时才调整人口政策并且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力度远远不及法国。法国少子化对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企业、劳动者的紧密配合,举国一致为此付出努力。可见,要想从“低生育率陷阱”中摆脱出来,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及早深刻认识少子化的消极影响,举国一致付出艰辛努力,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应对。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孩次、生育时间与生育水平——基于中日韩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变动与差异的机制研究

文章描述1990 ～2015年间中日韩三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特征,揭示孩次结构和分孩次生育时间对平均生育年龄指标的影响,分析三国部及国家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时期变化与国别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观察期间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先下降后上升;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是孩次减少与生育推迟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的影响极为显著,但21世纪近5年的在机制表现值得关注.与日韩相比,中国妇女总体及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都相对偏低;三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上升态势后的在机制存在差异.文章还就平均生育年龄指标在衡量生育时间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时间在提升生育水平方面的政策意义进行讨论.     

日本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研究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对生育意愿起显著作用的因素变得不显著。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及心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新型的生育文化,它是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日本人口少子化与养老金制度改革

少子化是近年来发达国家人口发展的一种新趋势,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其中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最大。本文通过对日本少子化发展趋势及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分析,透视日本人口少子化对养老金体系的冲击及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已经达到低生育水平,但对真实生育率却一直迷茫,人口规划与宣传口径与实际调查统计长期严重脱节.为了推进低生育水平研究,文章综述了低生育率类型的划分口径,并对若干生育率或出生漏报率的估计从方法上做了简要评论.借鉴国外低生育因素模型,文章对中国具体情况的研究发现:推迟生育对总和生育率具有显著压抑作用;而子女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影响方式已经从多生转向性别导向的人工流产,因而也会显著降低生育率.文章还通过示意性测算表明,在低生育率研究中忽视其他抑制因素便会导致夸大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对近年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乃至全国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青年群体晚婚对男女两性生育行为影响的比较研究CSSCI

文章使用CGSS2010-2018六年调查数据,从生育观念转变和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探讨了初婚年龄对青年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初婚年龄推迟显著降低了青年男女的生育行为,未发现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且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青年女性,使用人口性别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2)青年男女初婚年龄推迟通过弱化传统生育观念和提高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概率是导致生育行为下降的主要原因,加之男性的生育意愿主导家庭的生育行为,因此晚婚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女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户籍晚婚对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农村户籍并且对城市青年男性的负向影响最大,农村青年女性的负向影响最小;青年群体初婚年龄增加对生育一孩、二孩和三孩的概率都显著为负且负向影响强度依次增强,而且负向作用男性大于女性;80后90后男性晚婚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大于女性,但60后70后不显著。     

日本少子化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少子化"是当今影响日本社会的主要人口问题之一。仅就教育而言,"少子化"造成学校学生人数减少、大量学校关闭和合并、生师比降低、以及教育的层次结构发生变化等。为此,日本政府在刺激生育的同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如利用生育率降低促进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及时调整教育的投资结构、高等教育寻求国外生源以弥补国内生源不足等。     

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及月均收入水平对其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社会因素如城乡、所在省份亦对意愿生育数有影响;但家庭因素,被调查者有无兄弟姐妹对其意愿生育数影响的统计学意义不显著。     

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生育推迟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遍。由于生育推迟所产生的进度效应会对生育水平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测度生育进度效应便成了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自Bongaarts和Feeney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提出以来,各种新的改进方法与指标不断出现。本文对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的新进展及具体指标进行梳理与比较。从时期角度出发,主要包括方差效应调整后的TFR、PATFR*、调整后的TFRSUV_N和ITFR四种指标;从队列角度出发,主要包括TFRp*、TFR†和ACF三种指标,这些指标有各自的优缺点。研究发现:首先,由于不同去进度效应改进指标的假设、适用条件、研究角度、改进方向都不同,很难有一套数据同时适用于多种去进度方法,因此,生育进度效应的诸多改进指标并没有哪个指标“更好”,只有“更合适”;其次,绝对的去进度效应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上却很难做到,种种去进度方法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去”,而不是“绝对的去”。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进度效应是生育推迟,而目前世界范围内生育推迟速度开始逐渐放缓,未来我们甚至不能排除生育推迟在某个时期或某些区域会发生逆转,届时可能会出现与目前影响方向相反的进度效应,这可能是下一步关于生育进度效应研究应该注意的新方向。     

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的经验证据

采用CGSS(2013)数据,本文实证结果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养儿防老观念增加了农村青年意愿生育数量并增加了对男孩的偏好;2.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的农村青年养儿防老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3.收入增长、教育提升和社会保障完善对养儿防老观念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本研究认为养儿防老动机当前仍然是农村居民多生多育和性别偏好的重要原因,而随着收入增长、教育提升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等经济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观念的弱化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公共决策部门应持续加强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应对未来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少子化带来的养老难题.     

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现状分析和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且地区间差异较大,孩次间差异尤其显著。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要消除这一现象,必须社会、政府齐动员,近治标,远治本。     

城市在职青年的生育时间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983名青年的实证调查分析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与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生育时间的期望与选择作为生育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内涵之一，对生育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20年10～12月在河北保定针对5大类行业18～35岁的983名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对青年的个体社会特征与生育时间选择进行交互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在职青年最佳生育年龄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在职青年具有较强的晚育意识，其生育时间期望呈现出“男高女低”的特征，理想与打算二孩的生育间隔选择也相对趋近，从事教育行业、出生于城市、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和“双独夫妇”的在职青年更倾向于选择晚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年龄、文化程度、夫妇类型、性别和工作收入满意度均会显著影响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选择，其中教育行业、24～29岁年龄组、大专文化水平“、双独夫妇”对在职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女性比男性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更高，在职青年的工作收入满意度越高，则其最佳生育年龄偏好越晚。此外，文章也就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影响青年生育时间期望与选择的多重因素以及生育年龄期望与生育...     

城市较高收入群体生育意愿偏高的现象及其理论解释——基于上海的调查

本文通过在上海市闵行区的实地调查结果,同时结合其他研究文献和社会新闻报道的资料,对发达地区较高收入者生育意愿偏高的现象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并利用伊斯特林相对期群假说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中国也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根据中国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基本完成生育的40~49岁妇女,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而平均实际生育子女数为2.2。利用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个体背景(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生育政策和生育孩子情况(包括孩子的性别结构和存活状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但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农村未婚生育现象的原因探析——以湖南X村的个案研究为例

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先生育再结婚的现象。这是对我国传统及现代婚姻-生育秩序的颠覆。这种现象已成为主流文化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现行政策应予以控制的社会问题。本文将其视作一种社会事实,通过对湖南X村的实地调查,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简要探讨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在农村,未婚生育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制度、文化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政策：冲突与协调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内在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偏高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动因是大量育龄夫妇生育行为中存在的“男孩偏好”,本质则是对社会性别不平等、女性权益没有制度保障的折射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