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课题收集的数据,对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现状进行描述。在对中外关于流动人口和婚姻质量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影响流动女性婚姻质量因素的假设,进而对实证资料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条件、流动经历、物质条件以及婚育状况等都是流动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

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估主要取决于对自我能力的认可程度、母亲和自己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所居住区域的性别文化性质。对自己的能力树立信心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与心理或性格相关联的先决条件,而教育投入则是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一块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大男子区域文化不仅不合理地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让处于不平等社会地位中的女性感到自我满足。要进一步改善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妇女自信的心理素质和自强的教育素质的同时,从社区和社会层面消除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性别文化。     

影响流动女性自身发展能力因素的个案研究

影响流动女性自身发展的因素是一个十分复杂并需要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分析影响因素的整体框架和思路,在此基础上,利用对福州市浦上工业区某服装厂的流动女性人口调查的数据对此分析框架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流动经历、个人特征及社会文化和体制是影响她仉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流动经历、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农村流动女性的自身发展,而流动女性的年龄、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及户口制度,则会对流动女性自身发展产生一定的束缚作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促进女性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提出了建议。     

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的数据对流动妇女在城乡流迁中的职业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进城后的户外就业率明显下降,但在外就业的职业层次却有所提升;流动妇女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年龄、文化程度、结婚年数以及配偶的收入是影响她们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在流入城市居住的时间有利于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而流动妇女的年龄及其丈夫的收入水平却和她们户外经济活动的参与成反比关系.为了发挥城乡流动对农村妇女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建议在女性流动人口比较聚集的城市实行无年龄歧视的就业制度,同时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口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自强自立的先进性别文化的宣传.     

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与共性--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福建省1963位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的职业流动明显频繁于老一代;同时,在新生代的职业流动归因于其人力资本和职业类型偏好,而老一代的职业流动则受制于其家庭结构特征的代际差异之外,经济追求和宏观结构因素仍作为共性因素影响了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工作转换能否带来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文章采用RUMIC面板数据,进一步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效应,工作转换导致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职业流动没有呈现“U”型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跨期效应,重新定义工作转换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而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强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加,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流动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老年人口发生迁移流动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流动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公共卫生服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流动老年人口由于年龄因素,身体健康状况更加备受关注。如何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险方式使老年人享受异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流动老年人口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三个层面对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进行描述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相关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居留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均有影响;从流动特征的维度来看,流入区域、流动范围、流入时长与流动原因四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对流动劳动年龄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中,除了再就业变量以外,其他变量的全部类别或部分类别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融合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虽然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但是女性流动人口的比例却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人口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为全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解决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在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主要就业特征,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方面出发,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对影响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有序引导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就业不仅要加快产业升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还需提升女性流动人口的自身综合素质,拓展更多的就业渠道和职业选择。     

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课题组收集的数据,描述当代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状况及其与从未外出打工已婚女性和已婚流动男性的性生活水平差异,通过建立多视角、多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对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多元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家庭经济支配权、与配偶居住情况、打工当地朋友数等是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农村女性流动打工经历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对是否外出打工及不同类型打工地的农村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差异进行对比,考查在资源因素与文化规范变迁的多重影响下,不同的打工经历对农村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及其发展变化。     

社会资本对受雇就业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

本文以空位竞争模型中对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结构与奖励结构的假定为基础,进一步地在理论上推演出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作用的假设。对实地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职业流动的频率越高越不利于农民工获得专业技术或管理等较高职业地位,但对于社会关系的广度高的个体,职业流动频率对职业地位的晋升具有正向作用。该结果意味着职业流动频率高并不一定不利于农民工职业地位的获得,在缺乏社会关系广度下的频繁职业流动才是导致农民工水平职业流动的原因。     

流动妇女生育孕娩地安排及影响因素研究

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不确定,提高了生育时的健康风险,同时给人口流入流出地生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和配置工作带来挑战.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抽样调查数据,对流动妇女孕娩地安排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夫妇自身因素、家庭收支及社会保险情况对孕娩地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流动妇女不同孩次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影响因素存在巨大差异,第二孩次以上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存在惯性,明显受前一次选择的影响.户籍制度改革、保险跨区结算及加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高流动人口发展质量及社会融合能力,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的选择困境.     

地位获得的机遇与障碍:基于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分析

文章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进行初步的描述,并且对形成这种结构的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指出权力垄断、地缘集聚与市场竞争是形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结构下,市场给予了人们获得地位的机遇,然而权力垄断、地缘集聚则成为获得地位的障碍,个人素质则是克服障碍的重要条件。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问卷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其精神健康欠佳。影响因素中仅有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的影响消失,这与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     

市场转型、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与职业地位获得

本文从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视角出发,将部门因素、行业因素和职业因素统合起来,作为表示个体职业地位的综合测量指标.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对改革以来城市居民的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无论是整个时期还是改革的三个阶段,家庭背景最主要由父亲受教育水平和父亲所在部门来决定;(2)随着改革的深入,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的直接效应在增强;(3)总体上子代教育对子代初职地位和现职地位都有显著影响,且伴随改革的深化其影响在增大;(4)无论在哪个时期,子代初职地位对子代现职地位的直接效应都十分显著,这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代内不流动现象十分普遍.这说明伴随改革深入,家庭背景通过教育进行隐性传递的趋势日趋明显,教育不平等问题需引起重点关注.     

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及其路径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儿童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鲜有研究针对其影响路径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基于1991-2015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利用母亲的兄弟姐妹个数作为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探讨了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表明,母亲受教育水平每提高1年,儿童的年龄别身高Z评分和年龄别体重Z评分分别平均显著提高0.129和0.14个标准差,具体来说,5岁儿童身高和体重对应是提高约0.6厘米和0.3千克。使用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作为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时,结果仍然稳健。影响路径的研究结果说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可通过提高其膳食知识水平和家庭资产指数来影响其儿童的健康发展。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家庭资产指数和儿童健康的影响显著大于城市,但对膳食知识水平的影响不存在城乡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提高女性的教育投入,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教育投入可以显著改善儿童的健康状况。     

农民工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对其个人生活、就业状况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8年6—7月对江苏和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自评健康水平来测度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并对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的自评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初中、高中组的健康状况好于大专及以上组,家庭负担系数越大、日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一线工人的健康状况比技术人员要差,不同城市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