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交互影响

由于制度设计不足和国际安全情势变迁等原因,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的需要,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情势认定、维持和平行动、强制措施等方面。从联合国发布的系列改革文件来看,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效力范围会扩大,二是运行能力将会得到提高,三是区域办法将得到凸显。本文认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有助于中国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中国解决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安全问题;而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起着维护和推进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机构重组和具体规则的修改、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浅析“先发制人”自卫权对集体安全制度的影响

集体安全制度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为宗旨,是传统国际法向现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前国际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美国政府以“先发制人”自卫权为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体现,给国际社会增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构成了巨大威胁与冲击,同时也为集体安全制度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现代国际法

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迄今为止已采取了36项维持和平行动。作为一种与法律相关的政治外交行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对现代国际法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对联合固维持和平行动与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集体安全制度、战争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几点初步看法。     

从“大国否决权”看联合国改革的困境——法律、政治与伦理分析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大国否决权"制度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现有大国否决权的不可撼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联合国改革陷入了种种困境之中。     

联合国的世界主义内涵

联合国虽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主要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产物,但作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伦理与理想主义国际政治伦理相结合的产物,联合国具有丰富的世界主义内涵.从联合国体系的人文剖面来看,其世界主义内涵主要体现在联合国人权保障、联合国集体安全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三个方面.     

联合国大会“联合一致共策和平”377（Ⅴ）决议之审视——联合国大会权力的首次扩展

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11月3日通过的名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在联合国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产生了以下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理会机制的不足，增强了其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效能；开创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维和部队”机制；根据该决议启动的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制度有利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体系内对霸权主义的遏制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该决议也为今天的联合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的新变化——以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为例

为打击索马里海域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8年以来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认定"索马里近海和公海上的海盗活动已对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决定授权会员国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此次授权使用武力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诸如"和平威胁"概念的宽泛化趋势,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方式的规范化,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主体有所扩大,对国家主权的尊重有所加强等.这些变化都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联合国正经历历史性转变

冷战时期,联合国在东西方对峙的夹缝中,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远未能实现“宪章”的理想 《联合国宪章》为战后世界设计出一种理想的国际秩序,即用集体安全制度取代传统的军事结盟政策,用大国一致维护国际和平来防止战争,用国际组织保证小国安全及实行大小国家平等的民主原则等。联合国的设计者们希望主要盟国在战后能继续战时的合作,以共同担负起维护战后和平的主要责任。实质上,《联合国宪章》关于安理会常     

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条件和策略选择

我国和平发展需要两项重要条件,一是需要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惟一超级大国美国不会主动挑起严重争端,打破我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二是需要我国拥有强大的协作实力,有效威慑诸多潜在军事敌对行动。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首先应当重视大国联盟政治,并利用霸权转移的不确定性制止超级大国对我国的遏制;其次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保障我国和平发展;第三应当在双边关系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维护我国和平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林权制度改革的价值冲突及其化解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包含了发展经济、有利民生和保护生态三方面的内容,如果改革能使这三方面的价值目标同步实现,必将给国家、集体、个人和环境带来福音.但在实践中,这三个目标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会给改革带来阻力.了解冲突的原因和寻求冲突的化解方式是实现林权制度改革目标的基础.文章结合传统与现实、习俗与法律、个人与社会、发展权与环境权、集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林权制度改革中价值冲突的原因、表现和解决途径.     

联合国集体安全的世界主义价值联结

基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现实背景的联合国集体安全设计及其实践与世界主义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价值理念上的联结关系.联合国集体安全与世界主义之间在深层次上共享着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在超国界责任的角度上,二者皆具有跨国价值观取向,对个体安全的关注体现了联合国集体安全对世界主义世界公民理念的某种认可.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同时也是对世界主义超国家体系治理理念的制度性回应和浅层次尝试.     

缔造和平

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直接领导的“威胁、挑战与改革高级研究小组”就加强集体安全体系问题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机构:建设和平委员会。     

朝核危机的国际法解读:以安理会决议为视角

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的卫星发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朝核危机的普遍关注.国际法核心价值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宗旨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在现代国际法中的重要法理地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本宗旨与国际法实施机制的特性决定了安理会决议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法律规范性.安理会决议视角下朝美外交博弈的探讨揭示了朝美外交政策的法理困境,从而有助于相关各方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制定化解朝核危机的行动路线图.     

论联合国发展观的嬗变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联合国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最初的数量型增长观演变到现在的综合发展观.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发展现有力地指导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关于世界秩序范式的争论

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探索,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提出了各自对世界秩序范式的设想。理想主义把集体安全原则作为全部秩序设想的核心;现实主义崇尚以均势秩序堆护世界和平;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制度创造秩序,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是世界秩序的核心,需要发展促进合作和有助于解决冲突的国际机制安排,建立以多元行为体相互依赖与合作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在世界秩序重构的变革时代,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世界秩序范式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参考内容。     

从重返联合国看中国外交40年

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40周年。40年来，中国外交一直坚定地维护着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了令世界瞩目的重大贡献。     

试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联合国政策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

自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其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中加强了同联合国的合作.奥巴马政府的联合国政策是美国在面临新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下做出的重大调整,加强与联合国的关系有助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保持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评述了奥巴马政府新的联合国政策,分析了美国对联合国体制改革的参与和产生影响的实例.认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联合国实践会对当今国际法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联合国第二代维和行动冲突后建设和平及其发展浅析

联合国第二代维持和平行动中冲突后建设和平是一项随着联合国由“维持和平”向“缔造和平”倾斜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在这一衔接过程中,军事人员与非军事人员的交接,人员素质等问题比较凸显。而这些问题受到联合国机构改革,后勤资金充裕与否等的制约。联合国机构改革为冲突后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基础。新的维和行动相关部门能够利用实地经验有效指导冲突地区重建工作;并落实后勤资金保障。     

试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对世界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全面提高,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作为中国军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面参与了联合国维和机制。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联合国维和机制因中国的参与而更具普遍性,因中国的合作更显权威性,因中国的创新更趋完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又增添了新动力。中国能不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维和机制健康发展,是对中国、中华民族智慧的一种考验。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要义与特征

“和平发展”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广泛认同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道德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也是中国国际政治话语权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抵御工具,它包括三个逻辑层面:和平中发展、和平地发展和和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