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食品行业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是在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同时,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但随着越来越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其投资方式、资本技术含量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相应地,其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行业的不同,对就业的影响也显然不同。食品行业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最早的行业,也是中国就业人口比重较大的行业。为了更好地认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行业就业的影响,利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级区域食品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对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食品行业就业数量贡献最大的是食品加工业,其次是食品制造业,而流入饮料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没有正向影响。     

文化产业竞争力影响就业水平的FDI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交易成本信号传递模型及FD I就业效应模型,并运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计量方法,定量研究了文化产业竞争力影响就业水平的FD I效应机理及其与直接效应的比较。研究发现:文化产业竞争力越强的地区,其通过吸收FD I进而促进就业的效应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的FD I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最后就如何提高我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而促进就业水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以南京为例

文章在回顾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对2000-2007年间的最低工资水平就业效应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没有造成就业总量的损失.国有集侉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这三大不同性质经济体的最低工资就业效应性质不同,外资经济呈现负效应.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三大行业的最低工资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建筑业呈现正效应.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解释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和思考.     

我国国有工业企业资本积累对就业排斥的实证检验

应用劳动力吸收方式分解模型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国有工业企业资本积累对就业的排斥状况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国有工业部门在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资本密集型技术选择对就业产生了相当的排斥。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排斥的代价是巨大的。     

基于H省面板数据的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研究

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惠及广大低收入劳动者,而且切实保障和维护了劳动者的权益.但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却受到一些中小企业的质疑,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经济不确定因素剧增、金融危机加速蔓延之际.通过对H省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研究,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其结果不论是减少就业、不影响就业或是增加就业,现阶段还要取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以及用人单位的性质和所处的行业.     

中国各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构建了分析中国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基本指标,采用实际的数据计算中国各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并对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进行比较分析,识别出就业潜力比较大的行业,并给出评价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的一些建议。     

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些结论或观点.本文从中国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就业空间结构和就业环境四个角度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对FDI就业效应的相关研究成果,最后对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评价.     

基于VAR模型的货币政策效应检验研究

货币政策通过制造超预期通货膨胀对真实经济产生影响,但其政策效应具有条件依存性和不可持续性,其政策边界为自然失业率.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政策边界的清楚把握.然而,在充满摩擦的现实经济中自然失业率水平无法直接定量和观测.考察通胀和就业的协整关系可以有效地充当替代指标.通过考察二者协整关系可以有效测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VAR建模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有助于确定实施宏观货币政策的时机.     

R&D活动的就业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立足于技术落后国家的实际情况,研究R&D活动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在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R&D与就业之间的回归模型。中国的经验研究显示:对像中国这样的处于技术劣势的国家而言,企业主动进行R&D活动的动机不强,研发活动受到抑制;对就业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分工细化等途径进行传导,人力资本的作用较小;在技术模仿阶段,R&D的就业效应呈S型曲线特征,如果考虑到制度因素,就业水平在达到高点之后会出现下降,曲线将会向右下方倾斜。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就业: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但会不会导致劳动力替代效应?基于中国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减少就业规模,而是替代效应和抑制替代效应并存,导致数字经济并没有减少就业。在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制造业内部促进高技术密集型就业数量但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数量,在服务业上体现为数字经济促进了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组织的就业规模。行业产出和人均受教育程度也对就业规模和结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基于江苏省主要城市的实证研究

在对国内外关于FDI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的基础上,就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从教育、政府政策、开放经济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并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就FDI与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判定,得出FDI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格兰杰原因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数据就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回归,并得出了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FDI扩大了江苏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的结论.     

我国工业品贸易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我国工业行业2005—2009年面板数据对工业品贸易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口渗透率的增加对就业有阻碍作用,出口导向率的增加总体对就业具有带动作用,但行业间弹性系数差距较大。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最后从扩大就业的角度对我国贸易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出口退税动态激励效应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运用协整分析方法,本文研究了在中国市场化转轨过程中出口退税激励作用的长期效应及动态特征.变参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出口退税的激励作用在1994年以后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原因在于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及差别出口退税制的实行.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出口退税、外部需求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长期因素;但就弹性系数的比较来看,外部需求对出口的影响最大.相关的政策建议:扩大内需,经济增长模式从单纯依靠外需转变为内外需并重;继续实行差别出口退税制.     

甘肃省服务业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从甘肃省当前服务业就业现状出发,通过弹性分析、协整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考察甘肃省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特征和规律。     

FDI对中国服务业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服务业已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而新一轮的国际直接投资也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业领域转移。利用2000—2012年的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中国服务业总体增长与FDI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并具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对具体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不同行业利用服务业FDI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以得出继续引入FDI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整服务业FDI的行业流向,促使各行业均衡发展等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旅游就业效应分析——基于东西部地区的比较研究

旅游是具有高就业弹性的产业,它对劳动力具有极强的吸纳能力.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无论在资源、市场还是在政策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本文通过我国东西部地区旅游就业效应的对比发现,虽然西部地区旅游就业弹性大大高于东部,但其旅游业对就业的贡献却与东部地区相当,甚至有低于东部的态势.这与西部地区的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完全不相匹配.因此,如何将西部地区旅游业的比较优势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最大限度的发挥旅游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今后西部地区旅游就业发展的关键.     

农业现代化的就业效应分析

由于我国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农业基础薄弱制约了农业发展的潜在就业效应.随着我国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将会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开拓广阔空间,农业产业化将优化农业就业结构、农村城镇化将扩大农村就业规模、农民市民化将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FDI效应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区内及各成员国吸引FDI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利用FDI的概况进行了分析,然后着重从静态和动态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FDI所产生的各种效应,并且认为总体上将有利于自由贸易区的FDI流入。     

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及其实证检验

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背景下的特有研究命题之一,科学探究这一问题不仅能为客观评价我国财政政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以为后经济危机时代政府未来财政政策抉择提供全新思路。财政政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常时期,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收入的凯恩斯效应并不显著;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虽然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而且财政收入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影响均为非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并不一致。其中,财政支出在扩张时期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为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在紧缩时期的总效应则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