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地理学：基本范畴、互涉逻辑与问题域

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与传播学的“空间转向”促成了传播地理学的兴起。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媒介与空间及其互动可被视为传播地理研究的学理起点和核心范畴。当媒介被理解为介质、管道与关系,以及空间被理解为实体、实践与社会关系时,物质性、表象叙述与关系建构成为融通传播与地理的内部动因。空间衍生出地方,媒介衍生出景观,媒介、空间、景观、地方划定了传播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空间中的媒介与媒介中的空间、空间中的景观与景观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与媒介中的地方、地方中的景观与景观中的地方,构成传播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象限。     

转向空间：媒介地理中的空间与景观研究

传播与媒介研究长期忽视空间的概念.当下媒介地理学所关注的空间,在邻里、城市、区域、国家等所有尺度上,都不是简单的观念,而是各种现象的综合体;也不只是自然的、地理的,还是社会的和媒介的.不同的空间向度既可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也可看作是精神层面的多种建构,具有观念形态的特征.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的广泛介入极大地推动了空间复苏和空间转向,使得人类的空间感由实境转向虚境,由亲身体验转向媒介体验,于是本来以呈现和表达社会为己任的媒介反而成为社会必须关注、使用和依赖的对象,否则会威胁到它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论文化产品的跨媒介符号生产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媒体类型的增加、媒介融合的加快,跨媒介符号生产逐渐成为被传媒和技术所表征的令人瞩目的样态.文章在多媒介共在语域中,通过梳理媒介和符号生产的关系,理解跨媒介符号生产的方式,探求跨媒介符号生产的价值.文章重点释读文本内异媒介参照、文本的跨媒介表达和多媒介场景化符号生产三种类型.在跨媒介符号生产方式中,感官之间、感官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加剧,感知得到更新,文本增殖,现实感增强.     

现代传媒与村落中的消费主义--以鄂西南的一个民族村落为参照

现代社会是依赖媒介而存在的社会,信息的流动尤其是大众文化使人们不断摆脱传统的生活方式,形成一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本文通过对利川市栏堰村的田野调查,从话语转换的角度分析了现代传媒对村民的影响,认为现代传媒在村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的合法性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谐社会构建中东西部传媒责任比较研究——以江苏和山西为例

通过对江苏和山西两地的抽样调查,从媒介责任的视角对传媒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传媒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承担与经济水平之间有密切关系,地区经济差异是制约传媒发展水平的瓶颈;观念传输依然是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当加强和改进传媒在观念传播方面的效果和方式;应正视网络等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双重效应.要促进和谐社会构建,需首先构建和谐的传媒生态.     

传媒生态环境探析

传媒生态环境对于传媒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对传媒生态环境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传媒生态决定着媒介的市场需求、媒介的竞争关系和媒介的生态位。在此基础上,对制约传媒生态系统资源有效循环与利用的政策法律环境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应当重视传媒生态建设,消除制约传媒生态系统资源有效循环与利用的环境因素,从而实现传媒生态系统的优化,促进传媒的可持续发展。     

媒介产业化研究综述

理论界对我国媒介产业化的提出和深入研究,一直是跟媒介产业化的现实紧紧相连的.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人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1996年来,媒介产业化研究实际上经历了由浅入深、由局部到全面的发展过程.传媒学界的理论成果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其中,黄升民先生于1997年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媒介产业化"的问题.张金海认为,媒介的产业化是在保证切实履行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重大社会责任的前提下的产业化.喻国明先生认为传媒领域的游戏规则必须为资本的规模化运作提供必要的体制创新空间.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析出三个论题"该不该产业化"、"如何产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框错觉:影像传媒时代的空间多义性研究

传统绘画中用以固定空间的画框,已演变为当代视觉传媒中用以扩展空间的视窗."框"在空间知觉上具有关键性作用,它在画面方向上和深度方向上引导着空间结构的变化,而对它的前提性假设则是空间错觉产生的主要原因.弥漫在当代媒介环境中的各类视窗以"框"的多重性导致了场所空间的多义性,并同时改变着人们的空间观念.因此,当代社会空间及其影像的生产和消费,需要针对这种新的知觉方式进行调整和转型.     

论博客对传统主流媒体的挑战

博客是一种简易的在互联网上进行个人信息发布的方式,政治博客和海啸博客在2004年全面进入主流视野,并对传统主流媒体造成挑战,影响力迅速扩大.文章试图通过对博客的概念、发展背景,以及进步作用、局限性和对传媒生态发展建议的探讨,揭示了博客这个新崛起的传媒形态对媒介生态和社会的意义.     

传媒产业热运作三重趋势的冷思考

面对媒介竞争白热化形势,传媒产业积极调整定位,但是在运作实践中如何做到定位准确,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则值得冷静思考.本文从传媒理念、媒介策划和新闻报道等三个不同层面阐述传媒产业运作的趋势,重新探究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促进传媒产业良性发展.     

传媒影响力:在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之间

在当代传播实践中,影响力逻辑似乎已成为传播业界奉行的不二法则。但是,因为我们对此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误读,所以对传媒影响力的片面追求给当前传播实践带来了诸多让人忧思的问题。从理论和现实二个层面上对此展开较为详尽的分析之后指出:当前传播实践中普遍流行的影响力逻辑,在很多时候被人们简化成为了一种片面的传播效率论,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对公共性、公正性等价值属性的回答。为此,我们只有深入研究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的辩证关系,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当代大众传播的影响力逻辑,并以此有效地指导大众传播实践的健康顺利发展。     

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已成为当下的传播现实。本文从议程设置理论出发对我国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作了全面探讨在回顾议程互动形成的基础上,分析了议程互动的方式,阐明了对待议程互动与断裂的正确态度。     

媒介融合：媒体发展的新趋势

媒介融合作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势,必然成为21世纪传播学界研究热点之一。首先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媒介融合的定义,提出作者自己对媒介融合研究的理解。随后梳理了学术界在该选题上的研究现状,分析其多元研究视角,供今后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浅谈媒介素养教育与儿童社会化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媒介已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主体之一。它在儿童成长与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力求客观地评价传播媒介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和影响，说明推行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儿童媒介素养对儿童社会化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主流媒体舆论与公众舆论的和谐关系建构

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两种舆论:一个是主流媒体营造的"主流媒体舆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公众舆论"。只有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的主导作用,促进公众舆论的良性态势,让两种舆论最大化的重叠与互补,才能使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有更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更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才能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观念,并与人民群众的认识产生共鸣,进而构建两种舆论良好的和谐关系。     

媒介版图与生态意识

倡导媒介的版图与生态意识,是基于当前国内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的背景,意在强调在共时空状态下,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媒介制品,或者不同类型不同定位的媒介机构有机配置与组合,也就是构建一个富有生机的多样性的媒介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媒介是以整体的舍力而非单一的形式对人实施具体的影响,此项倡导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媒介的生态与版图意识还可以帮助梳理、调整当前媒介设置与媒介批评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这正是其紧迫性之所在。     

媒体外交初探

报纸、电视、互联网,这三类媒体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人们的生活和人际交往,媒体外交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它改变并仍在影响着国家关系、国际政治和世界局势。媒体外交的兴起,当前关于媒体外交的研究状况及其功能,中国媒体外交的优势、劣势、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等问题,值得探讨。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发展媒体外交,同时又要谨慎且警惕地管理媒体外交,有效限制其不利因素的扩散。     

数字化竞争、媒介环境与报媒融合路径

报媒是互联网时代媒体的最大输家,其传统经营模式面临彻底崩溃危机。基于PEST分析模型,采用最新数据对报媒组织外部环境进行研究,探讨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如何改变报业的生存环境。在此基础上,以《华尔街日报》为例,详细分析其数字化生存路径：品牌内容的延伸和整合、推出多样化视频服务、数字平台建设及多元化营销战略。最后,文章提出国内报媒应该从树立“内容第一、数字第一、受众第一”理念、品牌融合经营以及重视平台融合等几方面应对来自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冲击。     

公共空间: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

肩负着意识形态使命,大众传媒既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政治需求往往对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起着决定性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强调大众传媒的“喉舌”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革命党”思维模式在我党成为事实上的“执政党”之后,依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随着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大众传媒仅作为“喉舌”显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我们的宣传模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统定位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众传媒除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将更加注重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有利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作为公共空间是新时期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     

法治类电视节目媒体利益与媒体责任关系刍议

法治类电视节目应该肩负起传播法律知识、对我国法治进程进行舆论监督,扶困救弱等社会责任.但是,目前很多电视法治节目为了寻求高收视率,获得经济利益,往往过多地追求报道案件的故事性、曲折性、悬疑性,至使出现媒体伦理道德缺失、电视暴力等现象,这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了不良影响.其实法治类电视节目媒体利益与媒体责任之间关系并不简单是对立的,传媒人应当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两者对立统一的关系,并寻找解决两者对立的途径,以使二者达到最大限度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