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乐记》的成书及其材料的时代特征

《乐记》成书于汉初,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编纂。汉代其他几种《乐记》皆源于刘德《乐记》。《乐记》的编纂主要表现在采引“诸子言乐事者”等方面,其材料来源于战国时代的著述,最早可溯至战国初期,最晚截止战国末期。     

《乐记》“心物关系论”的美学诠释

本文拈出《乐记》的“心物关系”也就是艺术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作讨论对象。考察《乐记》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艺术创造;二、艺术接受;三、艺术再创造(表演艺术)中的主客体关系。本文的论述,就从这样的思想展开。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诗学》与《乐记》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摹仿”说,揭示了文艺的起源,并认识到了文艺的功用问题,提出了“净化”说;中国古代《乐记》也探讨了艺术的起源问题,并从儒家诗学功用观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艺的社会政治功用。《诗学》和《乐记》在很多理论层面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记·乐记》的乐教思想

《乐记》中乐教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物感”论,亦即物—心—乐三者之间一种相互触动、相互感发、相互作用的关系;《乐记》所申论的乐教的教化意义主要表现在乐通伦理、乐与政通两个方面;对于乐教的具体实施,《乐记》强调以＂德音＂教化民众,并注重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乐记》及其音乐美学思想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音乐美学原理和创作的基石,它对两千多年来古代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我国音乐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 一、有关《乐记》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内容 关于该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代学者就存有分歧。一说为战国初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乐书》取公孙尼子”“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但公孙尼子究为何人?史     

《乐记》、《声无哀乐论》比较研究

《乐记》和《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文献,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乐学研究的两个高峰。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认为《声无哀乐论》是对《乐记》理论的颠覆。本文通过比较,论证二者分别揭示了音乐不同层面上的本质规律,《声无哀乐论》没有对《乐记》形成正面冲击,是对《乐记》的发展和补充,二者是并立互补的。     

《乐记》美学思想初探

如果说,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美学专著,那么,我国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乐记》,也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较完整的美学文献。这部古典乐论,较系统地阐述了“乐”的形成过程,审美功能与社会作用以及自身的审美特征等规律。虽然,《乐记》中所论的“乐”,是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但是,它论述的侧重点,还是音乐美学等问题。今天,再探讨《乐记》的美学思想,仍然有其现实与借鉴意义。     

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

通过对《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思想的细致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礼记·乐记》的心性论内涵是颇为深刻、丰富的。《乐记》中有关心性的论述,尤其是有关道与欲、天理与人欲的理解,以及以“正义”论身心关系,都比《性自命出》更深入、更高阔。结合其它有关世传文献的考察,似难推定《性自命出》为公孙尼子所作。     

南宋《乐记》理学化阐释的两种路向——朱熹与杨简《乐记》中礼乐思想比较

理学作为唐宋儒学转型之后的新儒学,是中国经学发展的特殊样态和重要阶段。宋代理学对于天理、道统和心性之论的探讨,拓展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理学家在四书经学体系构建中,《礼记·乐记》《孟子》和《中庸》经传注释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学术契机。《乐记》篇章被当作先秦儒家心性哲学经典被重新诠释,引导南宋经学注疏中对于礼乐关系的解读发生了新的学术转向。朱熹和杨简作为南宋理学和心学的代表人物,对于《礼记·乐记》的理学化阐释丰富了古代乐论中有关礼乐思想的探讨。虽然同是基于理学心性论之上讨论《乐记》,却以不同的学术路向和哲学诠释法对《乐记》中礼乐关系重新阐释。把两者对《乐记》的阐释纳入学术思想史的视野中,通过对比注疏体例、治学方法和哲学诠释路向的异同,辨彰不同学术特质阐释下的礼乐思想。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     

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中几个重要论点的研究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经典著作。它以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基础,根据我国先秦时包括歌、舞在内的音乐艺术的实践,详尽而系统地论述了音乐的本质,音乐创作的目的,音乐的美育作用,音乐与政治、社会生活、客观世界的关系以及音乐审美的过程、方法等问题,在我国关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于哲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的发展仍具有重要价值。     

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乐记》中的心理学思想研究

我国古代教育家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常常以“弦歌之音不绝”来形容教育的昌盛.《六经》是先秦儒家看作必读的统一教材,其中有《乐经》,后来遭秦火失传了。《礼记》中有《乐记》,根据《史记正义》的记载和郭沫若的考证,《乐记》中一部分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的作品;一部分是汉儒纂辑的,已发展了公孙尼子的思想,总结了战国以后包括荀况在内的儒家关于乐教的理论。先秦也有反对音乐的,如墨子就著有《非乐》篇;“但墨子主张非乐,并不是为乐(yué)不乐(lé),是因费财力、人力、物力,老百姓既     

试论《乐记》的作者及与子思学派的关系

有关今本《乐记》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从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乐记》最有可能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通过《乐记》与《性自命出》、《荀子.乐论》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公孙尼子的思想与子思学派接近,或说公孙尼子原本就属于子思一系。因此,研究子思学派可以把《乐记》纳入考察之范围。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礼记·乐记》之“乐象”考释

“乐象”在《荀子·乐论》中初显端倪,而完善于《礼记·乐记》,作为礼乐文化、古音乐学中极其重要的范畴,它的产生、发展、延伸有其内在的理路。在“音”“声”“乐”三者的离合、勾连中,“乐象”保持了多义性与丰富性。在“音声舞”的变化中,“乐象”作为“歌乐舞”的合一,具有原生性、综合性,不能被其他后起、外来的概念所取代。     

《乐记》审美风格论考

《乐记》之审美风格论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心感物”层面的审美风格;二是政教层面的审美风格;三是礼制层面的审美风格;四是气象层面的审美风格。《乐记》以遗音遗味、和节有序两个基本点来评判音乐的审美风格是否符合其审美标准,并以夏商周之乐作为评判的楷模。《乐记》的审美风格论,打破以壮美优美为审美风格划分标准的模式,转而建立一种极具儒家色彩且细腻辩证的审美风格标准,这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之发展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从《乐记》到《声无哀乐论》——中国音乐美学的独立之旅

汉朝的建立和五行学说的风行,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力图找到宇宙论的根据,从而形成《白虎通》的音乐论体系;而《淮南子》则承庄子而采儒家及五行思想,却难以弥合其中的缝隙。汉朝的灭亡和音乐本身的发展,中断了儒道两家音乐论以政教为鹄的取向。于是在玄学大兴的背景下,嵇康以道家音乐论为基础,改造了《乐记》以“乐”为核心的儒家音乐论,初步建立了一个以“声”为核心的新的音乐美学,实现了音乐美学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