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二题

张竹坡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小说批评家,在他评点《金瓶梅》的文字中,有不少地方体现了这位年轻的批评家独特的艺术眼光,并对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重点分析张竹坡对于生活感受与艺术虚构之间关系的理解,其次,将张竹坡的小说批评与金圣叹、毛宗冈作一简单比较,以见他们的高下异同。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绘画之思

张竹坡根植于小说文本的世情风貌,援引传统绘画术语,展现小说理论的会通色彩。间架设置消解了视域的限制,搭建文本的整体构思;如画借以营造绘画场景,展现小说书写的形似效果;白描以精练的笔墨传神绘影,勾勒鲜活生动的形象,在失实求似的文化征程中凸显神似的审美幻觉;点染赋予小说情节的有机关联,凸显文本的空间文化特征,体现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张竹坡评点的绘画之思,强化了古典小说理论的诗性智慧,增添了文本阐释空间的延展性和开放性,夯实了古代小说评点学的理论大厦,凸显了小说评点的东方神韵。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动因论析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是揭示小说文本中蕴含的文法,二是心有寄托。寄托主要包括三点：一,借评点《金瓶梅》感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二,借评点表达科场数次失利之后,对功名既失望又有期望的复杂心理;三,表达对孝德推崇以及笃孝的自豪。寄托是评点的主要动因,这也就导致了张竹坡《金瓶梅》评点主观性过强。
     

《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跋

我的《金瓶梅》研究，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先后查访到清初《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家族的族谱四种，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这一专题研究。我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在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以后，曾结集成两部专著：一是《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该书利用新发现的张竹坡著作、传记与宗族文献，考证理清了几种不同年代的张竹坡家谱，     

《金瓶梅》“独罪财色”新解

《金瓶梅》“独罪财色”是张竹坡明确提出来的,这一命题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词话本的写定者和崇祯本的修订者认为财色本身存在罪恶,人是财色的牺牲品,对贪财好色的人缺乏应有的谴责与批判。张竹坡将财色的罪恶最终归结到贪财好色的人身上,他注意到贪财与好色之间的联系,将财色作为整体进行谴责,他认为财比色更厉害,《金瓶梅》罪财重于罪色。《金瓶梅》写定者与修订者“独罪财色”的创作动机,在小说中基本得以实现,但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此,《金瓶梅》客观上暴露了人在追逐财色的过程中各种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     

《金瓶梅》本文与接受分析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金瓶梅》的特点，指出正是《金瓶梅》本文的复杂性造成了《金瓶梅》接受中的歧见百出。同时，通过崇祯本批语与张竹坡批语的比较，分析了《金瓶梅》接受中的两种态度和方法。     

实践精神：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平行论

文龙借对人物形象的打量,痛诋万家逐末的社会现实,相对于张竹坡对家庭的属意,文龙的批评笔触更是伸向广阔的社会。张竹坡认可“礼”的救世效用,视为鞭挞黑暗、抒发心志的武器和寄托,文龙以“礼”为参照,客观地评价了世情众生相。张竹坡与文龙就吴月娘等人物形象的驳难,寄寓彼此对时世的慨叹,灌注各自的主体精神。经世思潮、求真风尚和礼治理念,这些实践精神对张竹坡和文龙的影响强弱之别,制约着两者人物批评话语的抉择,折射出彼此所处时代及社会的变革。     

论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

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合理吸收了金学的已有研究成果,不乏表达自我精当的创见,或剖析人物性格和命运,或分析小说叙事技法和写作手法,具有浓郁的现代品格。梁羽生大力点拨《金瓶梅》高超的讽刺手法,挖掘文本寓讽刺于幽默之中的写法效能,阐述其不落俗套的情节设置,展现小说文本起伏顿挫的情节演进节奏。梁羽生贴近文化生态,注重物我双会,其《金瓶梅》批评话语成为他挥洒才情和展示史识的重要文化承载。     

从张竹坡批评看吴月娘形象的“多色调”

在《金瓶梅》人物谱中,吴月娘的形象让人难以把握,张竹坡在解读吴月娘时,出现了许多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说“《金瓶》虽有许多好人,却都是男人,并无一个好女人。屈指不二色的,要算月娘一个”,“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另一方面说“此书中月娘为第一恶人罪人,予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男女也”,“真是千古第一恶妇人”。这些矛盾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笑笑生对吴月娘形象的矛盾心理,即一方面肯定吴月娘对传统道德纲常的遵从,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吴月娘的作为,也不足以充当挽救社会崩溃的药方。     

《金瓶梅词话》佚名校改集说

明万历木刻本《金瓶梅词话》中 ,有几百处被涂改过。本文就前十回的 4 0处改笔逐一进行了考辨 ,发现其误改率达 75 % ,正确率为 2 5 %。结论是佚名校改“尚有部分的参考价值” ,而佚名只是一位有一定文化水平、读书校书比较认真的普通古籍收藏者     

《金瓶梅》中带“使”字的兼语结构考察

本文考察<金瓶梅>中带"使"字的兼语结构,分析9种结构类型.     

《金瓶梅》研究方法论之反思

通过对＂笑学＂之讥的反思,感到审美永远不要失去耐心,而做学问一定要回归文本。要看到小说家的多种面孔与心态流变,基于这一点,会心与比心才是一种沟通、交流和对话。所谓小说研究方法论,乃叙事学、类型学、文体学三者合一的诗学方法。     

《金瓶梅词话》“栈”考释

<金瓶梅词话>是以<水浒传>武氏兄弟的故事作为入话的,<金瓶梅>自传世以来诸版本系统和今日经整理的各种校注本多把<水浒传>的"栈"改为"赚",此处的"赚"实应为"栈",之所以产生错误,是因为不明了它乃与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和风俗有关.其本义为古代的一种采用圈养方法、通过加大饲料用量及营养成分并减少动物活动时间来催肥肉用禽畜的技术,这在古代的正史、野记、农书、前人诗文和笔记都可以找到大量证据.     

浅析《金瓶梅》中的床

床在《金瓶梅》中不仅是实用具,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床笫之间的缠绵,折射出了明代中叶时期的民风民俗,反映了明中叶时期纵情放达的社会风尚,而床笫之间的温存又是西门庆施展计谋、获得财富的一个渠道,床上的情色则是其醉生梦死、行贿纳贿、卖官鬻爵的手段。僭越床具,则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新型商人向社会等级制度发起的挑战。看似简单、干净的床具,在《金瓶梅》中显得不简单、不干净。     

哀而不悲《金瓶梅》

《金瓶梅》当年的横空出世引发文坛震撼,对于它的美学思考仍在继续。笔者认为它只是一部充满悲剧性因素的末世哀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都是于悲剧的悖逆。     

《金瓶梅》中应伯爵形象论

在《金瓶梅》中,应伯爵是帮闲中的翘楚。他深刻掌握了西门庆的性格心理,懂得西门庆需要什么,他和西门庆相处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善于满足西门庆的虚荣心理,善于充实和调节西门庆空虚的生活。为了在西门庆身上获得利益,他能不顾尊严,自轻自贱。在帮嫖贴食方面,手段高超,技术纯熟。他也能帮助西门庆指明方向,拓展前途,解决实际问题,不止善于溜须拍马而已。他不是一个狠毒的角色,但却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精明的封建礼教叛逆者形象——《金瓶梅》林太太形象新论

贵族遗孀林太太长期寻求外遇、"四海纳贤"。她的偷情行为既受到内心正当性欲的驱使,又受到明代后期市民阶层反封建礼教思想观念的影响。这体现出林太太对禁锢人身心的封建礼教的反叛。为了保全一位贵族夫人的切身利益,又不失去儿子,林氏并未改嫁,因而只能以偷情的方式来满足其正常性欲,这是林太太精明的表现。林太太和西门庆的交往各取所需,并非前者拜倒在后者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