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生存论解读

《悲剧的诞生》可从生存论角度解读。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探讨了悲剧的诞生、灭亡、更生;同时,尼采阐发了他的悲剧观,其中包括艺术的形而上学性质和酒神智慧,尼采的悲剧观其实是一种生存论。尼采的生存论不仅指涉个体的人生在世,也指涉民族的生存。尼采揭示了希腊人的艺术化生存,他提出向希腊人学习。     

《活着》，由“荒诞”与“非理性”构成的现代悲剧

悲剧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生存的悲剧意识则是贯穿文学的一个经典主题.余华是一位充满悲剧精神的作家,而对作品的荒诞和非理性化处理是他表现生存悲剧意识的有力手法.余华的代表作《活着》,传达出强烈的人类生存悲剧意识与荒诞境遇,并且试图以道家式的"忘"来消解人类的生存悲剧.     

论北宋词的审美悲剧意识

北宋词具有浓郁的审美悲剧意识 ,其生存样态包括词人的生命悲剧意识、词体的生存悲剧意识、词学主体的情感悲剧意识。产生这种审美悲剧意识 ,主要是时代悲剧心理、词体对悲情的宣泄功能、悲音为美的美学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传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寞、生存痛苦、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并由此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以人本主义为基本出发点,既与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悲剧理论有一种内质的契合,同时又深受传统文化泽被和民族审美风格规约。     

柳永生存悲剧之因探析

本文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探析柳永生存悲剧的内容、成因及时代意义,认为人们通常所公认的人品和文品并不是其生存悲剧的症结.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柳永所代表的俗艳文化和士大夫阶层所代表的正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这种冲突和对抗就演绎成他的生存悲剧,也因而使他个人生存悲剧有了时代性质.     

悲剧精神：从至善追求到本真生命的实现——亚里士多德与尼采悲剧思想的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伦理视野来规范悲剧的基本内涵,这对西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尼采在反对西方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把悲剧理解为出自生命形而上学的生存游戏.在尼采看来,亚里士多德把悲剧这种伟大艺术定位为一种审美的摹仿活动,导致了西方悲剧精神的没落.尼采认为,真正的悲剧艺术不是人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审美摹仿活动,而是在生存痛苦的深刻体验中出自生命整体的万物欢唱.     

试论国民性的悲剧结构——以《阿Q正传》为例

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运用层层剥离的结构分析方法,以鲁迅 阿Q正传 为例,解剖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悲剧情境,认为中国人的悲剧情境表现在三个层面,即精神或道德悲剧、爱的悲剧、生存悲剧。     

论李少红影视剧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李少红是第五代导演中的杰出代表,她自觉地把女性悲剧意识融入自己的影视创作之中,不仅弥补了以往众多影视文本中女性悲剧意识的缺失,而且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成功地塑造了不同语境下的多种类型的女性悲剧形象.她以独特的影视叙事风格从性格、爱情、生育以及生存状态等方面分析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表达了她自觉而深沉的女性意识,体现了她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和多重思考.她所执导的影视剧不仅具有感人的艺术效果,而且具有深刻的悲剧审美意蕴.     

论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世界中的生存悖论与悲剧人生观

作为20世纪现代英国小说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以一种新颖的结构和独特的风格反映了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两极,展现了现代人生存不可摆脱的一系列生存悖论。在展现生存悖论的同时,伍尔夫最终找到了悲剧主义和悲剧的人生观作为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论沈从文小说的悲剧意识

通过对沈从文代表作品的解读,从宿命悲剧、生存悲剧、病态人性三个主题来阐释在悠远的牧歌情调中掩藏着浓郁的悲剧意识,并联系作家生平揭示悲剧意识的缘起。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周原甲骨文的书法艺术

对周原甲骨文的审美特征进行了归结,提出了其爽劲奔放类、严整劲挺类、萧散简远类、烂漫恣肆类、写意流便类的五个艺术分期;认为周原甲骨文应出自于周人之手且横跨了殷商、周两个朝代,而萧散简远类则可能成为殷商甲骨文与西周甲骨文的分水岭;从契刻工具,书、刻的关系与涂朱、涂墨,契刻刀法与契刻笔画次序等方面探讨了周原甲骨文的契刻技法,并对周原甲骨文的用字与结字、章法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自然书法观"的确立、"草甲骨文"的创造、萧散简远、烂漫恣肆、写意流便新的审美范式和微雕艺术的开创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与其应有的中国书法史地位。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观念竞合与国际体系的变迁

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里，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分别主导、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维也纳体系，而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虽然塑造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主导该时期的却是激进主义。直到雅尔塔体系时期，民族主义才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则成功战胜了极权主义。因此，国际体系确立的背后是观念分配竞合的结果，是主流观念取向在竞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观念作为深层次因素，始终是影响、塑造国际体系的更新与变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课堂实践中的课程理解与文本诠释

现代意义的课程整合了美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认知,教师课程理解的生成性与批判性在本质上体现了教与学的意义。对教科书文本及其之外的教学参考文本、教具、补充教材的诠释,起到了复制与传承文本的意义。在课堂实践中,教师是课程文本与学生的中介角色,课程的理解与文本的诠释是对知识和价值的探索、争论、传承,内在地包含着解放的方向,这既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的归宿。     

现代性构建与现代三大文化思潮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虽为三个鼎立的价值系统,但均属“现代”思潮,三者在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转型、要不要接纳现代性的认知上是共同的,在体现现代性的“当下性”、“世界性”、“个体性”与“世俗性”等四个重要向度上不难体会其共性;但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展示为“保守的现代性诉求——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温和的现代性诉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激进的现代性诉求——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等三种不同类型;还可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坐标上分析三大思潮现代性诉求的区隔,文化保守主义是以“前现代”的美好凸现“现代”的弊端,激进主义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思路可视为现代性的创新、也可视为“后现代性”。     

构建“疫情经济学”学科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了重大影响,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厘清了“疫情经济学”的理论渊源,界定了“疫情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并介绍了“疫情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认为,“疫情经济学”的创立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包括流行病学的学科基础理论、相关学科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政府有关疫情政策文件以及百年来人们应对疫情的实践经验; “疫情经济学”的学科可以定位为一门涉及多种门类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对象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在疫情发生、发展、疫后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研究主线为疫情的管理、影响及机遇; “疫情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疫情的概念及其演进、疫情的危害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疫情预防、疫情控制与管理、疫后经济发展特点与政策、应急产业发展与管理和疫情管理体制等; 创立“疫情经济学”学科,能够通过系统分析疫情来源,研究疫情防控措施,从而对疫情进行事前预控、事初急控、事中管控以及疫后经济恢复、疫情相关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安老怀少”:构建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背景下,要实现老有所安和关怀少年的成长,国家体系化的高质量养老公共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分析“一老一小”人口形势、生育意愿下降背后的原因,研究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路径。研究认为,构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要强调“一个中心”:敬老爱幼、安老怀少;“两翼互动”,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四轮驱动”,即高质量取决于服务的福利性、有效性、可及性和及时性。研究还认为,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和失能老人群体的服务是养老服务业的重点人群,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养老责任包括对这些人群的兜底养老、普惠养老、公平养老和品质养老的责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老年的价值友好、文化友好、政策友好、环境友好和服务友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生育责任包括适度生育、优化生育、生育服务和生育保障的责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则要体现生育的价值(文化)友好、福利友好、婚姻友好和服务友好。研究表明,在全方位构建现代化“安老怀少”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社区是关键环节,需要顶层设计和分类推进相协调,才能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     

数字乡村建设的国家逻辑

国家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制度引导者、体系创新者、要素调配者和安全维护者。依循国家逻辑,要科学、理性地肯定、强化国家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即要突出国家设计的数字乡村建设理念,突出国家主体的数字乡村建设规范,突出政治引领的数字乡村建设路线,突出制度主导的数字乡村建设方式。防控乡村返贫,推进数字强国进程,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是数字乡村建设国家逻辑的价值取向。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国家逻辑应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协调城乡建设步伐,提高干部责任意识,追究违法违规责任,践行制度价值功效。     

文明吸收中的他国化创新与叛逆——《五卷书》的异域流传与变异

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以它出色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阿拉伯译本《卡里来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及印度教、佛教为载体,《五卷书》辗转流传到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译本数量仅次于基督教的《新约》《旧约》。在东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中,《五卷书》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由于社会风情、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和翻译者风格等差异,以及时代跨度、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等因素,《五卷书》在各国形成了“创造性叛逆”的变异,甚至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方式上的改变,即发生文学他国化变化。变异现象发生于文明交流活动的始终,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对异质文明的比较推进到异质文明的交汇上来,以开放、多元、包容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探索其中的本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