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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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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偏蹇之难到偃蹇之美──《离骚》篇名与楚辞审美取向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离骚》之名，并不是如传统说法所言，是遭遇忧愁之义，而是指遭遇蹇难，这 是它的第一层含义。骚字是楚地方言，指的是蹇难。骚蹇还有扰动不静之义，是由蹇字的原型 引伸出来的第二层含义。蹇指跛足，这是它的原型，也是它的第三层合义。《离骚》之名的三层 含义所形成的语义场，成为这篇作品的三重旋律。屈原经常用偃蹇一词来表现低昂起伏的美好 事物，使它的所指对象经历了由病态到常态，由丑陋到美丽的转变。到了汉代辞赋中，偃蹇所 表现的屈曲之美成为那个时代文人的普遍崇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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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骚》篇是《文心雕龙》一书中的重要篇章之一,在《文心》一书中所占的地位,即归属问题——归属于“文之枢纽”的总论还是归属于文体论——本来是很清楚的,刘勰曾在《序志》篇明确指出: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是至今在评论界尚未有一致的意见。近年来,又提出了《辨骚》何以辨、辨什么的问题。本文主要试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文心雕龙》一书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理论专著,它建立了自己极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可谓体大思精之作。全书五十篇自成四个单元,各有其中心,而又丝丝入扣。《原道》至《辨骚》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纲领;《明诗》至《书记》“乃论文叙笔”,是文体论;《神思》至《程器》“剖情析采”,是创作论和批评论,《序志》是全书的总结。《辨骚》一篇在全书处于“文之枢纽”的关键地位,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相并列,构成全书的纲领,可见刘勰对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歌创作看得是何等的重要。《辨骚》篇也的的确确洋溢着刘勰对屈原,对以《离骚》为标志的骚体诗歌的无限赞美和高度评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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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属“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它现在仍然是“龙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历来围绕《辨骚》篇争论的根本问题是:该篇之旨是崇骚还是抑骚?近年不少学者对把该篇看成“崇经抑骚”之作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并指出其旨不在“崇经抑骚”,而是要通过“辨”《骚》(《楚辞》)与《经》(《诗经》)的异同总结文学发展的新变规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但不少论者在肯定这一点时,仍把“博徒”、“四异”看成是贬义的,结果又把刘勰看成是“前贬后褒”、自相矛盾的。这样,“崇经抑骚”的帽子还是没有彻底从刘勰的头上摘下来,刚前进了一步的认识又停滞了。在笔者看来,无论《辨骚》,还是《文心》全书,都不存在“崇经抑骚”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个看法,无疑与论者对“博徒”、四异的理解仍囿于旧说有很大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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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篇名题意,历来众说不一。其不同的解说,无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曾归纳过的几种,至今尚无确解。最早的当系司马迁的“离忧”说。其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离,别也,骚,愁也。”又云:“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这实乃对司马迁“离忧”说的进一步解释。《史记·屈原列传》云:“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是怎么作出此解的呢?细考《史记》原文,不难发见“离骚者,犹离忧也”的上文,有“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等数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可见,司马迁“离忧”说的“忧”,不仅有“忧愁幽思”之义,而且这种“忧愁幽思”是在屈原不被楚王所容而被疏离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离忧”不正是“别愁”(即“离别之愁思”)之意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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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之言曰:“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亦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此皆訓离为罹。案离骚一词为楚之方言。项安世家说云:“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入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今人郭沫若、游国恩承之。郭谓屈氏以口语标题,别开生面。(见郭著“屈原研究”)游谓离骚盖楚曲名,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见游著“楚辞论文集”屈原作品介绍)三氏之说是矣,惜未能疏通证明。请申证之。考离骚为楚人语,项氏所引楚语伍举之言,此战国时语也。至汉转为牢愁。离牢双声故得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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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楚辞》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屈原名平,字原,后世或称其名,或称其字。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届原。”《周书·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而以称其字更为通行。有时也简称其姓,或单称其名或字。又尊称之为“屈子”或“屈氏”。明何乔新《楚辞序》:“盖《三百篇》后,唯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明王世贞《王少泉集序》:“至十二国之风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屈原在《离骚》中曾以隐语的形式自言其名字:“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后人亦称屈原日“正则”、“灵均”。唐贾岛《送郑长史之岭南》诗:“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清阮元《四六丛话后序》:“是唯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后因亦以“左徒”称指屈原。明王世贞《卢次楩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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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它在楚辞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至后人往往称楚辞为“骚”。另外,也还有称《离骚》为“经”的。这正如洪兴祖所谓:“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楚辞补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对《离骚》的推重。它记载着诗人的正道直行,表现了诗人的崇高人格,反映了诗人的深刻思想,凝聚着诗人的爱国热忱。这一切,汇成了一种强大的、内在的精神力量,再加上它那“惊采绝艳”的艺术特质,使它“名垂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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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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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是东汉中叶文学思想家,其著《楚辞章句》为其文学批评理论之核心。对王氏楚骚情结,昔人多从文学传承观之,如张溥历述西汉贾谊、刘安、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仿骚之制及“东京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至王逸复作十六篇章句,又续为《九思》”而集成(《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叔师集题辞》)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则发挥《九思序》“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语,言其地域特色云:“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且当此之时,士崇儒术,纵横之学,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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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长诗《离骚》,不愧为“古今第一等手笔”。然而,做为一首浪漫主义抒情诗,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诗中“上下求索”的内涵?古今学者,说法各异。本文想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长诗《离骚》,可以说是诗人追求理想而不得的一曲痛苦悲歌。清人王帮采在《离骚汇订》中,最初提出《离骚》艺术构思上的三大段之说,同时并指出:“《离骚》一大篇文字,‘信谗斋怒’为人题,直至‘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一大段结束。其后反反复复,曲曲折折,总是申明此意。文势累累如贯珠,若无端无绪可寻,却又一丝不乱,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刘熙载在《赋概》中也说:“《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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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研究中,对《辨骚》篇和“变乎骚”原则歧议较多。见仁见智固是重要原因,但刘勰本人思想上存在矛盾似乎更是主导方面。这矛盾表现在他对《离骚》四事合经、四事异典的分析和“词赋英杰”、“自铸伟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总评价中。《辨骚》是“变乎骚”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所以,弄清上述矛盾的思想原因,“变乎骚”的含义和用意就不难解决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