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诸子的交游

崇祯年间,谭元春率竟陵派许多成员加入复社,耐人寻味。谭元春在启祯间与复社人士交游主要在四个区域:湖广,除公安派后继者外,友人多身兼竟陵派与复社两种身份;江西,为期两个月的胜游,与复社诸子谈诗论道,结下了深刻友谊;吴越,两度出游,友人皆为谈文之人;京师,四次上京,曾与吴地的复社魁首有过匆匆接触,无深交。梳理谭元春与复社成员的交游情况,有助于了解竟陵派在启祯时的进一步拓展。     

论谭元春与复社的诗学关系及相互影响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相结合,两者在诗学上关系复杂;复社重经史、务有用、主雅正的主张对谭元春有潜在影响,谭元春主张深美、重实用之文;谭元春与复社均主张学古与真性情,复社提出君子的忠友孝悌之情,谭元春与之相近;谭元春等人的竟陵诗风对复社诗作的正反影响,表现为复社诸子的有意学习或避开;谭元春与江西复社人士的美学旨趣接近,其诗文中清远自得的风格与江西的文学传统与审美取向相一致。     

新月派发展轨迹新论

对新月派发展分期的界定如同对新月派其它内涵研究一样，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但诸说中大都认为新月派以新月社始至《新月》月刊停刊、新月书店倒闭终。这种界说不尽符合历史真实，而新月派发展时闻的确定直接决定了对新月派研究范围的分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作者认为新月派发展经历了胚胎、形成、发展、分化四个完整的重要时期。     

论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分歧

在晚明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中,公安派和竟陵派是以标举“性灵”耸动一时的两个诗文创作流派。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首倡“性灵说”,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力地涤荡了笼罩于晚明文坛百年之久的拟古阴霾,给当时的诗文创作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以钟惺、谭友夏为首的竟陵派接过“性灵”的旗子,强调诗是性情的自然流露,非人力之强为。他们扩大了“性灵说”的影响,“世之论者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钱     

南宋临安吟社刍议

南宋后期，以杨缵、张枢为首的临安词人成立了吟社。吟社词人崇尚姜夔，作词审音协律，炼字琢句，追求高雅的审关情趣和艺术化的生活态度。鉴于此，对临安吟社词人的家庭背景、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及临安吟社的发展流变及其在词学发展史上之定位进行了初步探索。     

宗派之争与社团的萌生——左联到七月社流变考

左联内部有关"雪峰派"、"胡风派"、"鲁迅派"的说法,"两个口号"的论争,使左联内部潜在的宗派矛盾明朗化尖锐化,对七月社的生成有缘起作用.在鲁迅身边成长起来的"少壮派",在鲁迅离世以后,依然是胡风主要依靠的同道伙友,有些直接成为七月社的核心同人;而在"口号"论争中认识和理解胡风的更大一批文学青年,则成为后来陆续走进<七月>的"初来者".左联的解散和左联成员的分化,使文坛的社团重组成为可能,七月社就是在这种分化和重组中萌生出来,并成长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最富影响的文学社团.以实证为基础,努力还原左联到七月社生成和流变的历史场景.     

也谈吴江派

吴江派是明代曲坛上与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相对立的一派,在明代曲坛和后代曲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关于吴江派产生过程、曲论特点等问题,学术界早有详细评介,本文仅想就吴江派产生的背景,声势影响和吴江派产生后的理论发展问题略谈点个人看法。吴江派的正式产生是以沈璟和汤显祖形成公开争论为标志的。沈璟(1533—1610),字伯英,号宁庵,又号词隐,江苏吴江人,故将以他为首的此派称为吴江派。沈璟论曲,主张恪守声律,“宁协律而词不工,读     

从边缘到主流：关于垮掉派诗歌的反思

以金斯堡为首的美国垮掉派诗歌从边缘走向主流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但影响了美国也影响了整个世界,不但影响了当代人也影响了下一代人。垮掉派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等同于精神颓废,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如何产生的？垮掉派诗歌是不是金斯堡等几个主要诗人成就的？垮掉派诗歌现状如何？怎样来看待诗歌界这一轰轰烈烈的历史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在反思中进行回答的问题。     

勃兰特新东方政策浅析

勃兰特新东方政策浅析罗预二战结束后，由于美苏冷战，德国正式分裂为东德、西德两个国家，欧洲亦从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基本分裂为东欧、西欧两大集团，分别加入了以苏联为首和以美国为首的两大敌对阵营之中．在紧张、动荡不定的欧洲局势中，德国问题是战后东西方关系的一根...     

论文艺学家的艺术符号学与语言学家的文化符号学——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的分野

本文侧重研究方法上的比较,对以洛特曼为首的塔尔图艺术符号学派与以乌斯宾斯基为代表的莫斯科文化符号学派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力图揭示塔尔图符号学派与莫斯科符号学派各自的特点.     

略论北宋台谏与包拯

北宋一代为加强君主集权、限制相权，防止内重外轻的局面，实施台谏合一的监察制度。遂使台谏权力扩张，参预朝政、弹劾百官、针砭时弊、纵横捭阖，不仅对新政变法起到推动作用，而且造就出一批直言敢谏的名臣。其中，包拯在台谏“举刺不避权贵、犯颜不畏逆鳞”，惩贪倡廉、奸邪必摧、安民固本、体恤百姓，深得朝野赞叹。然而台谏虽对朝政改革有积极作用，但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党同伐异、干扰君权，终滑向朋党泥潭漩涡，为皇帝所不容，最终导致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举步维艰、前功尽弃。而包拯之所以能成就一代台谏名臣风范，皆因其绝不攀附援引、营私舞弊，“故人亲党，一皆绝之”。故能受到皇帝青睐信任和同僚好感，以至黑脸包公形象留传青史。     

论斯大林模式派的社会主义观

第三世界国家非执政共产党斯大林派,是共产党中的一个派别。苏东剧变以来,他们认真分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必须汲取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坚持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指导,通过革命斗争,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斯大林确立的建设体制,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苏联的解体是由于苏共领导者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并且认为人类的未来必然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当代相声艺术兴衰之因初探——以侯派相声为例

作为当代相声的第一流派，侯派相声的发展浓缩了当代相声发展史。通过侯派的发展看，推动当代相声兴衰变化的关键要素有三：一是高雅化之力。当代相声渐趋高雅，表演风格日渐美化而具“学究气”。高雅化使相声获得了文人支持和高端市场而一举成功，但也逐渐失去底层观众而日渐衰落。二是政治化之力。政治推动当代相声至最高潮而显赫一时，也使其艺术观念畸形化、创作工具化及艺术手法扭曲，失去了根本而致日后衰败。三是新媒体之力。新媒体推动当代相声风靡全国、家喻户晓，但也使之沦为滑稽快餐。电视媒体促使当代相声演化为喜剧小品，最终偏离了传统相声的范畴。     

近代"宋诗派"唐诗接受的范型文本和美学视觉

不墨守盛唐几乎成了近代宋诗派审美宗趣的最大表征,尽管这一概括显得较为含混不清,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宋诗派所取法的诗法家数是以特定的文本为实质内容的。三元与三关说为宋诗派主流所孜孜追摹的范型文本,但具体辨绎,各家所宗主的模本并不完全一致,体现出各家不同的审美取向,而其羽翼的多向拓展,又从各方面丰富了宋诗派的诗学内涵,也为宋诗派开拓出宏阔的局面。     

试论党争现象对雅典民主制的影响

自公元前5世纪起,受民主制确立的影响,雅典社会中的党争现象主要表现为政客们围绕城邦的具体事务所展开的党派斗争。一方面,党争造成雅典政坛的混乱,影响城邦的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党争也从诸多方面促进了民主制的发展。在民主制下,尽管党争频繁发生,但雅典依然保持稳定,城邦的发展也呈上升趋势。这一事实说明党争并不必然导致城邦的动荡或衰落。     

简评晋系军阀集团

晋系军阀集团之所以能够以区区晋绥两省之力,屡屡角逐中原、窥视华北,成为生存时间最长、实力最为雄厚的地方派系,主要赖以其较为系统和持之以恒的官兵教育和培训,赖以稳定的领导层和在晋省内积极建立军工企业。     

胡适派诗学对中西美学诗学的偏取及其得失

胡适派诗学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美学诗学的偏取上的。胡适诗学的理论依据:其一是中国传统的白话文学;其二是西方意象派的诗学主张。一方面,胡适派诗学家以自己先行预设的诗学观念来切割中国诗学史,强行把中国传统诗学划分为文言与白话,舍弃文言而偏取白话;另一方面,则以自己因受到白话报刊文章的影响而形成的白话观念,来接受西方意象派诗学,从而对之进行了有意的误读。胡适等人以此为基础所建构的初期白话诗学观念成为初期白话诗人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是导致初期白话诗艺术成就低下的根本原因。     

文化研究与文艺学的身份重建

时下有关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文化研究是一个热门话题。文化研究对文艺学的身份重建意义重大,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坚持文艺学中的元理论、科学性、经典化;反本质主义重新定义文学性、文学自主性,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反思文艺学的学科性。在重建文艺学的思路上,一派主张在文艺学内部进行调整,拉近与现实的关系,一派主张从文艺学外部重建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     

1925——1949年国民党派系化原因探究

国民党的派系基本上是后孙中山时代的产物,因而从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起,开始探究其原因。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军队、地盘为凭藉的地方实力派,一类是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国民党的各个派系之间互相倾轧,造成国民党力量的分散和内耗,加速了国民党的失败。可以说,国民党的派系化是造成国民党丢掉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深究其派系化的原因,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还是有警醒意义的。     

论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

文化哲学的最高问题或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对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文化哲学派别的根本标准;文化哲学基本问题从属于哲学基本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哲学基本问题。文化哲学可分为:神文主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三大基本派别;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已成为当代文化哲学的两大主要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