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论冯骥才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简

冯骥才的小说创作包含了独特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意义,是新时期文学回归和复兴“五四”文学精神的表征,也是冯骥才文化精英意识的体现。但冯骥才小说的民间文化定位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学更深远的文化传统的回归,冯骥才的这种小说创作道路极具文学史意义。     

通俗性、现代性及文化综合——论徐、无名氏的史学意义

徐和无名氏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在于其特立独行的“个人性”话语写作。他们在“精英”与“市井”之间,开辟了1940年代广义的通俗小说另一条魅力独存的蹊径,在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寻求到了某种平衡,在语言实验上自觉地进行了克服中西文化反差的综合尝试。     

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关于中国大自然小说的思考

"大自然文学"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和现代性文学语境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和形态.在中国,则是以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大自然小说为雏形.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八十年代以"自然、土地与人"为题材、主题的"寻根小说"只能被视为准大自然小说.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脱胎于儿童小说.从儿童小说到大自然小说的演变、转换,其内在机制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传统儿童文学观向现代儿童文学观的嬗变.大自然小说开拓了当代小说创作新的领域,显示了新的小说美学原则.进一步培育、发展.可望在小说创作方面建立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彰显晚清文学地位重溯现代性源头——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全书集中而全面的论述了他的“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观点,作者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撷取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谈作为欲望、正义、价值、真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通过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义,通过对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语境的建构,通过对被阻碍的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众生喧哗的起源,呈现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及建构的主要关怀。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语词既是对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存在的历史指称,更是对文学意义的价值表述。就其文学意义而言,它主要体现为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现代性”和“中国性”（民族性）的价值追求。回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它的“内容”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和阐释要比研究它的“形式”意义深入、复杂得多,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的“现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其获得独立性和丰富性的重要标志。所以,探讨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渊源与流变、独特性与丰富性问题也就显得日益重要而紧迫。关于文学的文体形式…     

狂人疯癫世界与常人文明世界——从《狂人日记》看中国现代性的“逼入历史”的命题

细读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考察狂人进入历史的机缘问题以及进入之后的选择问题,即可由此“逼”出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关联。狂人是在常人社会将其视为疯癫之后被逼入自身的历史处境的。正是在现实中的被“吃”,使他真正理解到现实和历史的“吃人”。对“吃人”的发现使他身处二重危机如果他不能及早地获得“罪的自觉”,只以拯救者身份凌驾世界,有可能成为另一意义上的“吃人”者;如果他及早地获得了“罪的自觉”,又有可能在原恕自己的同时原恕了“吃人”,重新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吃人”者或被“吃”者。中国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在疯癫的罪名下与被“吃”者一同被“吃”;狂人所遭遇的二重危机,也正是现代性自身所面临的危机。避免这二重危机的唯一可能性方式,就是要彻底处身于对他人与自身的双重绝望中,从自身的“罪的自觉”中更深刻地体验着一切“吃人”的罪恶,并把“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作为其“工作”的最终指向。     

地缘政治变迁与旅行叙事的现代主义转向——以《在中国屏风上》为中心

20世纪旅行作家利用现代主义文学策略，叙述对于剧烈地缘政治变迁的主观经验，使旅行叙事成为严肃思索现代性后果的写作模式。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在中国屏风上》是旅行叙事“小说化”革新的开端。毛姆借助叙述视角的有限性，以及“漫游者”对视觉现象的批判性意识，打破了以往游记控制意义生产的独白式描述。以乡村性为基点的本真中国的操演，改善了毛姆关于战争和意义断裂的现代性体验。然而，怀旧与现代性的同源性意味着毛姆对现代性不可逆性的承认，并以世界主义作为伦理回应，从而实现旅行叙事在20世纪新的文化目的。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