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华的文学观念及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李华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有其独特的文学观念。学界一般将李华的文学观念概括为尚古、宗经、载道。而实际情况是李华对于文学的定义有宽和严两重标准,＂言饰而成文＂是对文学宽泛的界定,＂有德之文信＂则体现出了严格的选择标准。宽严两重标准既不刻意把骈文排除在文苑之外,又自然将骈文末流置于择取的范围之外,这有利于以散代骈文体变革的顺利进行。此外,李华在论及文学时,认为文学应当重质亦重文,尚古而厚今,这种观念是对当时流行的重形式的文学观念的矫正,但又不至于矫枉过正。李华的文学观念深合时宜,又具有较深的理论价值,因而直接影响到了中唐的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文学观念的主体部分就是对于李华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袁枚骈文主张与骈文创作艺术

清中叶是有清一代骈文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骈文史上最有分量的骈文大家多半产生于这一阶段,而袁枚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在骈文观上,袁枚主张文分骈散是自然之理、骈散系出一源且各有价值、骈散代雄乃文学史发展的必然.袁枚骈文形成了流丽浑脱的风格特色,这是他在规抚以唐宋骈文家为代表的历代前贤、综取经史百家各种精粹的基础上,发挥才情、熔裁学识、涵纳个性而刻意创辟的结果.袁枚骈文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句式灵活多变、俪体散趣及议论自铸伟词、奇纵融通两方面,最能体现其特色与优长.要之,袁枚称得上是清代骈文史上无可争议的一位大家,《小仓山房外集》也称得上是一部独标高格的经典之作.     

骈文的文学地位的反思

历来学者多批评骈文繁缛华丽、重文轻质,并以其典雅深奥、用典颇多、难以学习掌握为病。自文学有雅俗之辩后,骈文又被冠以"贵族文学"之名而为学界不齿。自白话文行世后,骈文更是少人问津,鲜有用武之地。其实,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独有的一枝奇葩,其特有的艺术表现力和其丰富的文学资源都是不应被忽视的。     

北宋“三刘”生平考略

《四库全书》载南宋刘元高编辑整理的《三刘家集》一卷。＂三刘＂即北宋的刘涣、刘恕、刘义仲三人,为了方便对该集和＂三刘＂进行研究,文中从墓志铭、祭文、序跋等资料中考证了他们的生平经历,按辈分进行了论述。     

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以清代孙梅《四六丛话》为例

明清之际惨烈的社会转型,惊醒了当时的学界,催生了由空转实的学术转型。当时的学术取向,由空疏玄虚的"宋学",首先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之后又转向了崇实师古的"汉学"。在"汉学"全盛的乾嘉时期,"汉学"的学术精神、治学方法深刻地影响了骈体文学和骈文理论的发展,促进了骈文的复兴和骈文理论观念的转变。乾嘉时的《四六丛话》,便是这一骈文复兴过程的理论总结和骈文理论观念转变的突出代表。以《四六丛话》为例,研究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学术转型对骈文及其理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在社会文化宏观背景中寻求骈体文学、骈文理论嬗变的动因与根据。     

兼习文笔之体,洞谙文笔之术——《文心雕龙·总术》对应用写作理论的学术贡献

＂文场笔苑,有术有门＂、＂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是《总术》篇三个重要的观点。它们分别强调了端正学术观念的问题,强调了掌握为文之术的问题,强调了正确处理写作基本原理和写作思维的关系的问题。这三个重要观点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写作理论与一切写作实践的的辩证关系,阐述了写作理论对于一切写作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换言之,《总术》篇所论之＂术＂,不仅是文学创作之＂术＂,也同样包含应用写作之＂术＂。黄侃先生主张＂兼习文笔之体,洞谙文笔之术＂,这是对《总术》篇意旨的正确阐释。如此精深而广博的内蕴,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阐述是很不够的,还应当从应用写作理论的角度发掘它的学术贡献!     

孙星衍撰辑《续古文苑》的文坛意义

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文学总集往往富于推动当代文学典范转移的效用。清代中期学界对汉魏六朝文学文献的整理颇有成就,其中孙星衍撰辑《续古文苑》以接续《古文苑》、《文选》,有着复兴汉魏六朝骈文传统的当代文坛意义,不应仅仅视为辑佚学的成果。乾嘉时期,文坛上骈散消长之势加剧,孙星衍以汉学家兼骈文家的立场,并吸纳当时《文选》学的力量,在《续古文苑》收文体例中蕴含了个人化的骈散视野,尤其是大量入选汉唐碑碣,具有突破唐宋古文之习的用心。作为清代常州派骈文的领军人物之一,孙星衍对桐城派古文传衍之盛有所反思和忧虑,较早提出对以时文为古文的批评。《续古文苑》的撰辑与刊行,对常州派骈文风尚及当时文坛孕育新方向,有着发萌启豁的意义。     

段成式与唐代文学刍论

晚唐文人段成式诗文兼擅,尤以笔记小说《酉阳杂俎》著称于世.其诗歌涉猎广博,情感真挚,情趣广泛,有些还具有资料价值和认识意义.其骈文征事用典,俪对协韵,词藻富赡,显示出逞才炫博的优势.其剑侠传奇之作对中国侠义小说的影响功不可没.其《酉阳杂俎》作为笔记小说的典范享誉千古.段成武与李商隐、温庭筠号称“三十六体”,具有一种文化意蕴,象征着三人分别以诗、词、文三足鼎立,各领风骚.     

元好问《中州集》的文学史意义

元好问《中州集》由魏道明编辑、商衡手抄的《国朝百家诗略》与其所＂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两部分组成,这是造成《中州集》前后体例不一的关键性原因。《中州集》不仅是集金代诗人诗作之大成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具有明显的编年性质,为后人研究金代诗歌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中州集》每人一篇的作者小传,具有三个方面的文学史料学价值：一是众多小传中的传主事迹可补《金史》之阙;二是小传载录了数以十计诗人的各类书目,而成为了《金代艺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小传中以例举或评曰的形式,收录了＂正集＂之外的82人的207首＂集外诗＂。《中州集》＂诗传合一＂的编辑体例,＂以诗传史＂的编辑思想,＂以年为序＂的编辑方法,对后世诗选家影响深远。     

中华书局姚刊三韵本《类篇·石部》校读劄记

今通行本《类篇》有中华书局的姚刊三韵本影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汲古阁影宋钞本影印的本子。但中华书局姚刊三韵本讹误甚多,使用前需对其进行校勘。以中华书局本（1984年12月第1版）为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988年2月第1版）为参校本,对《类篇.石部》进行校勘,可以发现：姚刊三韵本《类篇.石部》存在释义和读音方面的一些错误,如＂碑＂下所引郑康成之说＂官＂当作＂宫＂、＂空＂作＂窆＂,＂砠＂所引《说文》＂石戴土＂当为＂土戴石＂,《说文》＂■＂之释义＂石也恶也＂的前一个＂也＂字乃＂地＂之偏旁讹夺,等等。同时,《说文》、《集韵》也有若干失误。这些讹误主要是由形近而讹、偏旁讹夺、倒文等原因造成的。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体变曹王"--试论陆机的文体创新

被钟嵘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之所以能取得西晋太康文坛的霸主地位,是与他在创作实践中对各类文体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分不开的.陆机在文体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奠定连珠体的基本体式;二、确立骈文的基本格局;三、颂体的创新;四、挽歌的变体;五、赋体中的创新.     

《西昆酬唱集》编选原因探究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著名的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本文从《西昆酬唱集》编选的外部条件、宋初唱和诗的大量创作与唱和集编辑蔚然成风的文化背景和编选者的主观目的等三个方面分析和讨论杨亿编选《西昆酬唱集》的主要原因。     

《篇海类编》真伪考

明坊贾伪托宋濂、屠隆之名编印的《篇海类编》究竟本之何书,学术界一直未有确切结论。文章将《篇海类编》、《详校篇海》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篇海类编》实本之于《详校篇海》,是将《详校篇海》改头换面后重新翻刻而成的一本伪书。     

相和歌概念新解

重理相和歌概念使用历史及其与清商曲的关系,可知汉魏六朝时,相和歌特指汉相和曲;经唐宋逐渐扩展,终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含括多类的概念模式。古人把在曲辞及表演体制、艺术形式上与汉相和曲有密切渊源承续关系的相和引、吟叹曲、四弦曲、诸调曲等都归入相和歌,是符合相和歌历史实际的,体现了古人对相和歌动态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合理总结,令人对相和歌概念范畴的争议莫定正是缺乏辨证分析与动态理解的结果。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道教善书的“和谐”观及其当代价值

道教中有一类规模不大然而影响甚广的典籍。它以《太上感应篇》为先发,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文昌帝君蕉窗圣训》等,这就是道教善书。它以宣扬善恶报应、劝人从善去恶、积善成仙的伦理道德思想为主要内容。这类道教善书包含了大量有关日常生活诸方面的伦理道德内容,如商业的、家庭的、社会的、环境的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为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极为有益的伦理道德上的借鉴。     

论书法美学尚“趣”思想的历史嬗变

“趣”是中国书法理论批评视野的重要审美范畴,书“趣”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书法审美概念,它在汉魏六朝被引入书学批评中;唐宋时期得到充实和发展,并逐渐升格为一个书法审美批评范畴;明清时期,论家对“趣”作为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来源、生成等予以了深化论述,“尚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兴局面,体现为一种时代艺术精神和一股艺术审美思潮相别于前朝。     

宋本《玉篇》形声结构异体字义符换用考

宋本《玉篇》中形声结构异体字换用义符是有理据的,缘于造字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产、生活条件的有机结合。换用方式有三种：一是不同造字角度下的换用;二是同一造字角度下的相似换用,包括义符义近换用、义符所指事物的部分属性相同而换用两类;三是同一造字角度下的相关换用,包括义符所指事物客观上有联系而换用、人们主观上认为某些义符所指事物有联系而换用、以个别代一般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