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思想为核心的天人一体论,贯穿其整个思想体系,并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政治哲学方面。这个政治哲学,主要着眼于统治手法、历史演变和社会秩序的探究。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改铸先秦儒家思想,为维护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服务。一、德主刑辅的王道政治论王道政治是儒家的一贯理想。在先秦孔孟儒家的心目中,王道是先王所推行的正道。《尚书·洪范》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具体说来,这个王道便是以仁义     

论汉代游艺风俗对汉赋的影响

汉代游艺风俗对汉赋的创作和传播、内容和艺术都具有突出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汉代游艺风俗推动了汉赋的创作和传播;汉赋多方面地描写和反映了时人的游艺生活和娱乐用品;汉赋反话正说的艺术手法与汉代倡优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关;汉人以辞赋娱悦耳目的风习是造成汉赋奇丽之美的因素之一.     

汉赋流变与儒道思想

汉代哲学是继战国诸子学兴盛,并于其繁喧互噪声中渐趋平稳的学术发展期,在汉代整体学术形态中,有助人君、明教化的儒家思想,有独任清虚、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有任刑致治的法家思想,有贵俭兼爱的墨家思想,有权事制宜的纵横家思想等,而其中以儒道思想的绌补兼综为主线,通贯汉代哲学发展过程.受学术思想的影响,汉赋审美倾向亦表现出多样性:有劝君明教的讽     

“子思之儒”学术理路辨析

"子思之儒"的文本创作与思想主张中有着三条明确的学术理路:在学术思想的继承方面,将孔子思想条理化、体系化、形而上化是其重要的学术理路;通过在思想观念形成的时代因素方面,引入其他学派的理论框架、思想观念,以丰富儒家思想;在政治观的表达方面,通过继承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将先秦贵族集团限制、消解王权的政治因素转化为儒家以德抗位,要求君王施仁政、尚贤能,并通过教化君子以控御权力的思想主张。     

汉代道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与汉赋的关系

道家思想在西汉时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在汉赋中有鲜明的表现。西汉前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受其影响,作家中含有对世事的关注;西汉中后期,道家思想退隐出政治舞台,玄的成分加重,儒道的调和比较明显。在东汉时代,道家思想继续影响着汉代士人,并融入了修身养性的内容。这在汉赋中有鲜明的表现。     

耶律铸的辞赋创作与元初的三教思想

耶律铸的辞赋创作以五十岁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比较浓厚,后期则以释道思想为主,释道思想给他的赋作带来了鲜明的艺术特色.耶律铸赋作中的三教混杂交错是元初社会文化风气的产物,也与其家学有一定的渊源.     

论叶适的历史哲学与功利思想

叶适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心”,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三代以上是人心所止,春秋以来人心渐失,而战国以后则是背心离性了.他以道德、义礼、智巧来区分前代与后世的差异,确实很不科学;他将历史的发展描绘成是一种倒退的趋势,可概括为道德衰退论.他强调"人道为主,不求天道”,实际是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代之以道德标准.他的历史哲学又与功利思想密切联系.在义利王霸问题上,叶适以为三代行王道,后世以霸道.他以先王之道兴废来讨论王霸关系,认为管仲是破坏王道的始作俑者,商鞅李斯等人继之,于是王道衰败,人心散坏,争霸求利,世道衰坏而一蹶不振.但是,叶适并非完全放弃功利之说,而是要求在实行王道的基础上来求得功利,因此是一种王道功利论.     

论杨增新的政治思想

杨增新具有天下定于一的政治理念,在这一理念的作用下,他主张国家统一,积极抵制外部势力对新疆的干涉。在统治方略上,主张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霸王道杂之的治理理念。对共和与专制之认识,他认为共和与专制无优劣,这体现其对西方学理认识的局限性。研究杨增新的政治思想,对于理解其统治新疆的各项政策,甚有裨益。杨增新政治思想认识的传统性,折射出近代西北边疆地区传统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是人性思想易趋于传统思维的重要体现。     

论先秦儒家“时”范畴的生态意义

"时"作为先秦儒家思想主要范畴之一,具有特殊的生态意义,意味着季节节律的变化。孔子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主张"使民以时";孟子则提出"不违农时"的"待时"作为王道政治的必要条件,但并不忽视对生命的怜悯;荀子继续发挥人的主体性,强调"应时而使之",役使四时。先秦儒家不仅主张王道对天道的遵从,而且坚持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时"的生态意义的解读,对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裨益的。     

论荀子对王符政治思想的影响

王符的治学指归上通荀学,致其政治思想超逸汉代一般学者。荀子以治学修身为政治根本,王符以此为治政前提。王符以礼法为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是对荀子观念的继承发挥。荀子的礼法关系理论和法治思想被王符继承下来并根据特定的时政进行了发展。荀子以任贤为治政的基础,王符的贤臣准则突出地体现了和荀子贤臣观的承传关系。王符继承和发展荀子学说,不仅由于学术理论上的承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事使然。     

东晋赋学批评的分期及时代特征

东晋100多年间,玄言和山水是辞赋创作的主要取向.在赋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上,则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强调赋是陶冶性灵、抒发怀抱之具,重视赋作声韵的和谐、文气的酣畅,是东晋赋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新的特点.而本时期辞赋作家对声韵的讨论研求,更是我们探讨永明声律说以及赋的诗化和骈化所应当注意的重要参照.     

论汉魏诸子的社会风尚批评和人物批评

汉魏易代之际,社会思想也随之变迁,在动荡的年代面对社会的种种混乱现象,汉魏诸子通过著书立文对社会风尚和人物品评各抒高见,王符、仲长统、荀悦、徐干等人的论述,是推动汉魏之际思想轨迹变迁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社会风尚批评,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坚守;“崇真求实”的人物批评也开启了汉魏“名实”思潮。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杜甫与严武的关系自唐以来有两说,一为情谊深厚,一为杜甫酒后失言,严武耿耿于怀,杜甫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有的论者对杜甫的诗作曲意附会,以坐实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有的论者不从杜、严的上下级关系出发理解二人的礼数问题,竟以此为二人"睚眦"的佐证;有的论者不从杜甫的思想状况出发理解他辞幕的原因,而是不合情理地将它与二人的"睚眦"之事联系起来;有的论者指出杜甫悼严武诗感情不深挚,推测二人不睦,这也是深文周纳。     

汉代孔子世家特殊继承制

汉代孔子世家有着特殊的继承制度。孔子第八代孙孔谦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鲋,中子腾,小子树。到了汉代,长子孔鲋一支继承殷统,受封为殷绍嘉公;中子孔腾一支继承宗统,奉祀孔子,先后受封为奉祀君和褒成侯。小子孔树一支不在继承序列。孔鲋一支承袭的殷绍嘉公,与周承休公并称为殷周二王后,被尊为"汉宾",无论爵位还是食邑,都明显高于孔腾一支。这种特殊的殷统与宗统的继承制度,与汉代孔氏宗庙祭祀制度有关联。孔腾一支奉祀孔子,承接宗统;孔鲋一支奉祀弗父何,承接殷统。     

关于唐西州蒲昌府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唐西州蒲昌府的等级问题。以往研究者认为蒲昌府应为中府或下府,本文认为应为上府,作者从蒲昌府的地团、蒲昌府的员外折冲和员外果毅、蒲昌府官员的仗身人数、出土文书的有关记载四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证。在论证的同时,作者还对相关出土文书进行了梳理,对蒲昌府官员的身份及蒲昌府辖境的镇、戍等军事机构进行了讨论。     

李白辞赋的哲理内蕴与庄骚情结

李白辞赋篇目今存八篇,其赋作具有深蕴的儒道思想观,其自然贯道体儒的方式在其辞赋作品中得到张扬与诠释,其辞赋不但对庄骚艺术化陈出新,更继承了庄骚精神与思想内蕴,加之独特的个性诠释,正为其辞赋创作之精义。     

敬孙务时敏——傅说对教育的灼见

《学记》中引述《兑命》中的有关言论 ,为我们今天研究殷代傅说教育思想最为信实的文献资料。傅说有关教育的灼见即 :“念终始典于学”、“学学半”、“敬孙务时敏 ,厥修乃来” ;用今人的语言来讲就是 :始终要重视教育的作用 ;教与学可分而有别 ,更是紧密联系着的 ;教育教学应有一个居静持志的态度 ,要坚持循序渐进、及时性和锐意进取的主动性原则。     

柳宗元的墨学观

唐代思想解放,诸子学说重兴,沉寂多年的墨学亦受到重视,唐中期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墨学做过研究。柳宗元曾辩墨、佛之优劣,提出“墨不如佛”,又曾就墨学流传加以研究。柳宗元“儒佛同道”、“墨不如佛”诸论的出现,既受孟子以来“尊儒辟墨”的儒家学术传统的影响,又与彼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术背景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