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后期社会吸食鸦片群体成因探(1780～1911年)

清人吸食鸦片现象在各个阶层群体中广泛流行,经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黑暗腐朽的鸦片文化.鸦片在清代中后期对社会的危害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许多学者通常把鸦片在中国的危害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客观外因,忽视了清代大量的人群主动吸食鸦片这一根本的主观内因.笔者认为清代腐朽鸦片文化的主要成因在于国内社会群体主动吸食鸦片.有鉴于此,清朝中后期吸食鸦片群体的成因是本文将探讨的核心方面.     

鸦片种植与甘青社会经济互动(1928—1937)

民国时期,鸦片烟毒风行于西北,甘肃、青海两省皆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但1928年建省的青海严禁种烟,与邻省甘肃形成鲜明对照。在此背景下,大量甘肃鸦片被军阀和商人等运销青海,青海的大量余粮则销往甘肃,以弥补种烟挤占粮田所造成的巨额粮食空缺。同时,鸦片消耗了大量青壮劳动力,不少青海民众在收烟时节务工于陇原烟林。甘青两省在鸦片、粮食和劳动力上形成互通互补,构成省际社会经济互动的重要内容。     

道光时期以来浙江鸦片流播问题初探

清朝道光统治时期,沿海省份浙江成为遭受鸦片侵害的重灾区之一。台州、温州种植罂粟、售卖鸦片,嘉兴、杭州、宁波等地鸦片走私入境。吸食与贩卖行为是造成鸦片毒害蔓延的重要因素。外国鸦片商,闽、粤等地的商贩,本省烟贩和鸦片吸食者,盗匪游民等均是鸦片利益的＂收获者＂,成为官方处理鸦片问题的巨大障碍。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 --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

在18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采取严禁政策,而且使来华西人和英美社会中较有正义感的人士对这种贸易展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与谴责.他们从基督教道德原则出发,就鸦片作为一种毒品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问题,吸食鸦片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鸦片走私的违法性等方面,对鸦片贸易和英美鸦片贩子展开了引人注目的舆论攻势.而来华鸦片贩子和鸦片利益集团则极力为其肮脏行为辩护,诡称鸦片泛滥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嗜好",鸦片本质上是"无害的药品",而应对鸦片问题负责的是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英印政府和清政府官员.除来华西人外,英国舆论界也就鸦片问题的是非展开了辩论.     

基于高利贷和鸦片关系视角下的西北农村社会问题分析——以民国时期甘宁青三省区为例

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构成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两大重要问题,这在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农村表现尤为显著.研究表明,高利贷贯穿鸦片种植、征收、交换和吸食等的全过程,双方存在着密切的历史联系:鸦片生产为高利贷剥削提供了机遇,高利贷成为农民因鸦片问题而遭受重重剥削的重要环节;鸦片因高利贷的助长而更加泛滥,高利贷借助于鸦片而尤为猖獗.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并与一些社会现象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带来了甘宁青农村灾荒频仍、军阀暴政、农村破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成为民国时期甘宁青社会落后的重要因素.     

晚清贵州鸦片问题初探

晚清贵州是中国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而鸦片的种植和贸易与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过去,对此研究不多,论著较少,本文拟对晚清贵州鸦片的输入和种植,贸易和路线、清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等课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方家. 一、鸦片的输入及种植经过熬制、提炼,以吸食为主要功能的鸦片,早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就输入中国,但流入内地甚少.清朝中前期,贵州并无鸦片输入记载.鸦片输入贵州是在鸦片战争前不久.据《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称:"作为吸食毒品的鸦片自何时流入贵州的……可以初     

论清代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清代鸦片泛滥成灾，鸦片问题是清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清代政府一直主张禁烟。从禁烟的动机与效果看，清朝的禁烟经历了初禁、严禁、驰禁、渐禁四个不同时期。清朝建立伊始，吸食鸦片之风已经出现，特别是康熙年间，开放海禁，鸦片作为药材每斤纳税三分即准予输入，“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上成青，镶竹为管，就好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每年鸦片输入量已达200箱。已远远超过国内药用的需要，这表明吸食之风开始蔓延，烟民人数正不断增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试析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的鸦片问题(1848-1943)

自19世纪中叶加州发现黄金后华人开始大童赴美,到1943年美国取消排华法的近一百中,美国华侨社会中的烟毒较为盛行.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烟毒流行,主要是鸦片吸食为特定历史场景中的美国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消遣方式;从事鸦片贸易而获取的暴利,驱使华侨热衷走私和贩卖毒品,也使华侨堂号勾结警察,为毒贩提供武力保护.鸦片对美国华侨社会的危害巨大,致使华侨浪费钱财,伤及身心,不能履行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它还引发了盗窃、"堂斗"等其他社会问题,给美国排华分子以排华口实.在控制烟毒的行动中,由于华侨社团和中国驻美领事权力有限,而华侨商贩和堂号与美国警察互相勾结,致使禁毒行动难有成效.     

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

一 18世纪初,葡萄牙人为了挽回澳门海外贸易的衰颓形势,开始往中国贩运鸦片,从1729至1772年的几十年间,是葡萄牙人独操走私鸦片进中国的时期。他们以澳门为据点,从印度西北海岸的葡属租借地果亚和达曼源源不断地贩运鸦片至澳门,再由澳门走私进入大陆内地,初时每年约200箱之数,供中国人吸食之用。《大英百科全书·中国条》记载:“吸食鸦片当在吸食烟草之后……,而第一次关于此种嗜好的记录,则始于一七二九年,尔时输入之鸦片,纯由葡萄牙人供给。其出口年约二百箱。”1729年以后,中国吸鸦片的人不断增加,葡萄牙人运往中国的鸦片也随着逐年以20箱的速度递增,至1767年,入口的鸦片数目已达每年1000多箱。“则运一千箱,这样的数额持续了好多年,皆由葡萄牙人经营。”可见,澳门在18世纪初、中叶已成为鸦片输入中国的贸易市场、鸦片走私的基地了。     

罂粟传入中国及其在古代的医药价值析论

根据大量文献记载,罂粟栽培技术于公元7世纪末或8世纪初传入中国,在唐代,罂粟的利用价值主要限于花卉观赏;到了宋、辽、金、元时期,罂粟的医药功能得到医家高度重视和广泛使用;鸦片输入中国始于公元15世纪下半叶(明成化年间),在明代,鸦片的医药功能得到了积极利用,到清代,随着混合烟草吸食方法的发明和传播,鸦片开始被滥用,成为危害社会的毒品。     

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与鸦片陋俗的纠葛与分离

鸦片战争后的复杂局势使得中国人对传教士与鸦片陋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许多误解.早期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传教的根本利益,努力摆脱与鸦片陋俗的纠葛.传教士的言论与行动表明了他们对鸦片贸易与鸦片吸食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国人对传教士的看法,而且为此后传教士大规模开展和推动禁烟运动奠定了基础.     

杨国翰与林则徐的关系述论

杨国翰与林则徐相知相交14年。两人谈励经常、书信往来,触及了吸食鸦片这一当时严重的 社会问题。杨国翰去世后,林则徐撰写了墓联和墓志铭,对他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女性吸毒特质诱因的社会学述评——以新型毒品为解释视角

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对她们的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新型毒品吸食女性较之男性有更强烈的"被动吸食"特点,她们大多为男性权力主宰下的新型毒品消费市场的受害者.长期以来,女性在社会各方面受到的歧视、不公平对待和弱势地位是她们被卷入新型毒品吸食漩涡的特质性"社会刺激因素".社会在惩罚每一个堕落者的时候,更应关注她们堕落的原因,更应致力于消除造成悲剧的根源.     

《万国公报》反鸦片言论特点刍议

近代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传教利益,坚决反对鸦片吸食和鸦片贸易。《万国公报》的反鸦片言论以鸦片对身体的伤害为切入点,以“灵魂得救”、“信仰福音”作为戒除鸦片的根本方法和最终归宿。这些言论在根本上服从于传教士的传教利益,同时也体现了传教士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     

甘肃近代烟祸述论

鸦片何时输入甘肃?根据史籍记载大概在道光年间。“道光初,……(鸦片)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①所谓“岁益浸广”说明鸦片传到甘肃后,经过长期泛滥,便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痼疾。本文试图就甘肃烟毒泛滥的原因、概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一定很多,恳请读者指正。     

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充分彰显的一个领域,"鸦片商战"则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无法有效地禁绝外来鸦片.民间人士为抵制外国鸦片入侵,纷纷主张弛禁土产鸦片,扩张罂粟种植面积.这种观念不但表现在一般士大夫身上,而且清廷重臣、地方官员也不乏其意,域外人士与国内士绅声气相求,世俗报刊与教会媒介均有相关言论刊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鸦片商战"给晚清社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旧中国鸦片流毒云南的社会根源探讨

一 鸦片传入云南的年代和路线史无明载。据说早在明朝末年即由缅甸、越南传入南部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因其有治病疗疾的某些功效,加之沿边地带的气候、土壤适宜种植,故而边民们便开始种植和吸食。后至清初吴三桂率兵追击大西军余部和明永历帝至中缅边境时,因水土不服,军中疫病流行,便效法边民用鸦片治病。及至回师时遂将鸦片的种植和吸食方法带回滇中,于是鸦片又由边疆传入云南腹地,并逐渐滋蔓开来。对于这一说法的真伪,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相信的是:最迟到清代前、中期,鸦片便已滥觞云南。再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的清道光年间,便已蔓延开来。为此,清王朝一再下令云南地方政府,“明定章程,严行惩创”,铲除烟苗。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决定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禁绝烟毒。相反,为了谋取暴利,云南地方旧政权及官僚、军阀、奸商、土匪、地霸沆瀣一气,利用鸦片大发横财,祸国殃民,致使云南烟毒之祸屡禁不止,流毒全省达数百年之久。     

吸毒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对毒品政策的影响

印度的文化多样性促成了多少世纪以来吸食迷幻药的习俗 ,而且没有引起滥用毒品的恐慌。本文依据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第二手资料 ,试图描述该国在社会、宗教、文化方面的吸毒习俗 ,考察 1980年代以来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的某些因素。本文特别指出 ,1985年的麻醉药物和神经药物法令使社会对吸毒的有效控制转向了司法机关对吸毒的失控 :由于把吸食鸦片和大麻的社会宗教文化习俗界定成犯罪 ,反而促成酒类、海洛因以及其他更有害的合成毒品的泛滥 ;这也使得犯罪组织开始了新的活动 ;这也在客观上使人们不能获得传统医师提供的低廉便捷的治疗 ,这种恶果亟待纠正。本文最后向联合国有关机构、各成员国尤其是印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近代小说与鸦片叙事

鸦片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现象之一,因而近代小说对此多有反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题材,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呈现出一条明晰的由滥觞到发展、勃兴最终走向式微的弧形轨迹.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存在着三个显著特征,展现了不同时期作家对鸦片主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及其书写鸦片时的心理嬗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鸦片叙事在近代社会乃至毒品走私与消费依旧猖獗的当下中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