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

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在辞赋和散文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文学史上一向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与一般并称作家所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司马相如立传,使他在当时文坛独占鳌头的地位得到史册的确认。本文认为,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两司马”的文章虽然表达方式大有不同,一虚夸,一实录,但同样有着汪洋恣肆、壮阔雄伟的宏大气象,代表了西汉武帝时代宏放豪迈的文化精神。     

简述汉代四家辞赋观

汉代是辞赋繁盛的时代,作家辈出,作品云构。如西汉有司马相如、杨雅并美,东汉有班固、张衡双雄。仅杨雄一人就有十几篇作品。几乎是同时,辞赋之论兴起,如司马迁、班固、扬雄、司马相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本文试图对上述四家的辞赋言论作初步探讨。     

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

西汉武帝执政时,汉朝政府为了联络月氏、乌孙,对付匈奴,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黄文弼先生曾发表过《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载该氏《西北史地论丛》一书)一文,略述其出使年代和路线。文中称,出使时间“第一次为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使大月氏,元朔三年(前126)还,居外凡十三年;第二次为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使乌孙,元鼎二年(前115)还,去来凡五年。”其出使路线,黄文也有考述,但文字过于简略,有些问题仍有研究的必要。     

死,有泰山鸿毛之别——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片言居要,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替兵败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获罪下狱,惨遭“腐刑”,被投“蚕室”。太始元年(前96)六月,遇赦出狱,做了中书令。当时,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以为他身居朝廷,在皇帝左右,“尊宠任职”,容易乘机进言。因此,于征和二年(前91)的四月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担负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这无疑是给司马迁出了一道难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氏何人受宫刑？

丞相袁太冲同两位官宦在客厅闲坐良久．一位官宦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结缘，太美了。”另位官宦说：“受宫刑时可太痛苦了。”他把司马迁受官刑事．张冠李戴，记到司马相如头上。袁太冲闭目摇头，不无嘲讽地说：“温公听说也吓了一跳。”“温公”指司马光。“吓”什么？怕也同相如一样“受宫刑”。     

谈司马迁《报任安书》

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与李陵之祸 信中说的在李陵之祸前,作者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不是作者的故作甚辞,而是真实的有史可据的。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入仕后不久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尝识。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曾认为司马迁是属于“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同一等的人物,“皆辩知门     

论《史记》的喜剧美

《史记》是一部融悲剧与喜剧艺术于一炉的伟大著作。《史记》所以蕴含丰富的喜剧美 ,与其所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喜剧色彩有关 ,也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关 ,还与司马迁本人的哲人气质和他所采用的“春秋笔法”有关。司马迁以幽默笔法塑造肯定性喜剧人物 ,记述了他们的风趣谈吐和诙谐故事 ,对“滑稽俳优”人物的描绘尤其精彩 ;他还用讽刺笔法塑造否定性喜剧人物 ,展示了一些贵族的丑恶面目。     

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学界众说纷纭，有主道家说，有主儒家说，笔者认为司马迁极大地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合理有效之成分，以儒家为主，巧妙地融两家为一体。为此，本论文分别论述了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接受和批判，最后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家学渊源、个人遭际等方面阐述了司马迁之所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道家思想的原因。     

司马迁、班固“实录”精神异趣探源

司马迁、班固在著史“实录”精神上的异趣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身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 ,文化专制刚刚开始 ,“为尊者讳”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 ,司马迁尚能比较自由地著书立说。班固之时 ,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 ,人们在评事论政时顾忌颇多 ,“讳君亲之恶”已成一种时习 ,而班固著书又受到最高当权者的直接干预 ,这使得他在许多问题上只能趋于正统、保守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卓絕汉代”的司馬相如的賦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7年)是西汉最为杰出的辞赋家,他对汉赋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意义,历来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或以它寓有讽谏成分,因誉它为“古诗之流”(班固语);或以它“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因嗤之为“雕虫篆刻”,声称是“壮夫不为”(杨雄语)。两者无非是各取它的一个表面,并按照儒家诗教的要求加以褒贬,谁也没有越过这个界限。一直到现在,大多数的文学史家,评论家,也还是用儒家诗教的观点评价司马相如的赋,称它为“宫廷文学”,认为司马相如是一个标准的“御用文人”。只有鲁迅一反上述的观点。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以反诗教的精神,指出司马相如的赋“不师故辙,自攄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给予很不相同的评价。     

论《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的评价

刘勰《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其人其赋有褒有贬,但综而言之,肯定为主。刘勰从文学史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辞赋承前启后的地位,自觉而清醒地从文学角度去看待司马相如的辞赋,体现了他达观的文学态度和卓越的艺术眼光;但其中也有些见解因袭前人固见,不甚合理,未能完全跳出时代局限。     

韩非术治思想新探

韩非,从班固开始,传统称之为法家。实际上,他应该是个法术家。因为他的思想,虽以法治为重心,但从《韩非子》中的内容来看,他还是更多地探讨了术治。司马迁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这才是较为全面的评价。 韩非的术治思想,往往为人们所诟病。实际上,他的术治思想乃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     

司马迁生卒年考辨——驳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他特殊的地位。遗憾的是《史记·自叙》没有记载他自己的生年,《汉书·司马迁传》也没他的生卒年的明确记录。一九一六年王国维著的《太史公系年考略》,把司马迁的生年定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前一四五年);关于他的卒年,王氏持模稜两可之说,“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①。”此后,一些中外学者,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大都以王说为依据②: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汉武帝后元二     

再评司马相如“人”与“行”

早在汉代就同司马迁享有“西汉文章两司马”美誉的司马相如，因其在汉赋上的成就被后人尊为“辞宗”、“赋圣”。然对其人品很多人都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甚至视其为“骗色”、“骗财”的无行文人。因此本文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再评司马相如其人、其事，以期对司马相如人品高低做出较为公正的评价。     

历史研究、文化传统与科技发展——接受兰州大学名誉教授致词

历史研究是以时间的次序为分析推断的线索,以时代的“整体精神”决定研究时所采取的观点与选择史料所用的标准。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细为分析起来也就是这个意思,“究天人之际”是指探究一个时代的外在大因素,指史家对他所处身的特殊时代追求一个“整体”的认识,“通古今之变”是指了解与贯通历史过程本身的时序。综合两者之研究成果,那便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的宏伟目的了。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成一家之言”的最佳时际。一方面是大     

论孔子与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治史态度及治史方法

孔子与希罗多德都是世界上杰出的文化巨人。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5年)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收录、整理、编次的“六经”,为后世保存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其中依据鲁史、周史和春秋其它各国史编撰的《春秋》,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全面的史书。古代希腊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是将西方传说的笔录转化为历史学的第一人。他所撰写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即《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叙事体历史著作,故他被西方人称为“历史之父”。以往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孔子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认识不足,以为在中国只有比希罗多德晚两百多年的司马迁才能与希罗多德相媲美,因此,称司马迁为东方的“历史之父”,故就其二者作对比研究的著述较多,而忽视了对孔子与希罗多德史学的对比考     

司马相如和汉武帝时代的西南开发

本文从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司马相如和他的作品《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指出司马相如除辞赋创作上的成就以外，还有在汉武帝时代开发西南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作出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