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燕歌行》所和之“客”考

《燕歌行》是高适集中的一首名作。对于这首诗的题旨即所谓针对性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云为判张守圭,或云为讽安禄山,或云为泛写边塞战事,等等,令人莫衷一是。这首诗的题旨何以会出现如此众说纷呈的现象呢?我以为是研究者们对《燕歌行》诗序中所涉及的有关问题未弄清楚所致。为讨论方便,兹据四部丛刊本《河岳英灵集》所载《燕歌行》诗序抄录如次:     

论高适《燕歌行》为模仿之作

人们对高适《燕歌行》的本事有多种说法,其实该诗是在模仿前人边塞乐府诗的基础上写成的。该诗的篇章体制因袭了前人拟辞的程式,诗中时空背景的设置、对军中苦乐不均的描写、对“城南”少妇的描写等均源自前人的边塞乐府诗。     

高适《燕歌行》中的“李将军”索解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是盛唐诗人高适代表作《燕歌行》的结句.句中的“李将军”到底指谁?千百年来,以“李将军”为李广之说占统治地位;虽也曾有人以为“李将军”是指李牧,但因无具体论证,故未引起重视.而建国以来较有影响的唐诗选本,则均取“李将军”为李广之说. 高适的这个“李将军”究竟指谁而言?细玩《燕歌行》全诗,并以高适其他诗歌考之,可以肯定,“李将军”是指李牧而非李广. 先从《燕歌行》诗本身来看.《燕歌行》全诗二十八句,每四句一层,作者把深广复杂的内容按照将士辞家、行军、激战、战后屯戍的脉络贯穿起来,而结句的语意,是承接第五、六两层的,这两     

也谈《燕歌行》

对《燕歌行》主旨的理解 ,学术界见仁见智 ,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从高适写诗的背景 ,从作品的基调考察后认为 ,《燕歌行》并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 ,《燕歌行》的主旨既非歌颂 ,也非讽刺 ,而是为战士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叹息、不平。     

《燕歌行》的断句分解及其他

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的标点历来纷坛不同,莫衷一是。本文以诗歌内在情思为依据,以诗人创作实践为佐证,以诗体渊源为参照,对它进行了新的断句分解,以深入认识这第一首文人七言诗的艺术特色,及曹丕在诗歌创体方面的可贵贡献。     

《刺孟》所“刺”

东汉王充《论衡》中的《刺孟》。幸许有《问孔》的屏障前置,过多地承接、附吸着古今学人的淋漓笔墨,转而溅落、渗印到它肤体的解读文字委实稀疏寥然。倘诠释为通透了王充对开山祖师孔子的兴问发难。以仰其鼻息的孟子自在覆巢之下,那不禁狐疑柢泉,当初王充何苦不吝心力、不惮遗笑,洋洋洒洒四五千言,紧贴连缀《问孔》之后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不使前哲心血叹之空掷,多一些“知我者”,少一点“不知我者”,《刺孟》一篇非得下一番工夫求索不可,何况这工夫决不会蜕变成负数。     

高适古体诗用韵考

唐代边塞诗经历了由初唐四杰时代的长篇边塞诗,到盛唐初期三王开元时代的短篇乐府边塞诗,再到盛唐中后期高岑的七言歌行式的长篇边塞诗的转型。高适的歌行边塞诗,正是这种转型的关键。高适现存古体诗148首中,多用七言古诗,用韵较宽,多用古风歌行,一首诗中常出现换韵,换韵方式多种多样,换韵的第一句大多押韵,邻韵之间同用的情况较多。     

《仪礼·燕礼记》所录乐式与燕射两式综考

《仪礼.燕礼》篇中有关燕礼用乐形式的记述尚没有被正确理解。周代燕礼实际拥有两套不同乐式,二者被分别记述在《燕礼经》与《燕礼记》中,形成两套不同乐式的根源在于燕礼中的燕射环节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射礼形式,即乡射式与大射式。《燕礼记》所录乐式原本是一套管、笙并用的完整乐式,并且只宜被用在包括大射式燕射的燕礼之中。这些存在于燕礼中的复杂礼乐配合现象充分显示了周代诗乐、礼乐文化的高度繁荣与精湛。     

萨都刺籍贯新考

萨都剌是元代著名诗人,目前学界多认同他籍贯雁门的说法,但由于这一说法的主要文献依据是《雁门集》所录干文传作的萨都刺小序,而这个序因文献来源不明,错讹连篇,真假遭到学者的质疑。以这个小序之外的五种文献为依据,考证萨都刺籍贯燕山,即大都,而非雁门。     

"歌行"本义考

乐府诗中有很多以“行”和“歌行”题名的歌诗,可是“行”及“歌行”之本义一直没有确解。《尔雅》及其注疏资料表明“行”有“言”义或“语”义,由此可以知道,“歌行”的本义为“歌辞”。     

《木兰诗》新考

《木兰诗》也称《木兰辞》,选自宋朝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是近代中学课本上常见的必读物。一般认为它是北朝时的民歌,没有标明作者是谁,但也看到其中也有经文人雕琢润色的痕迹。北朝民歌相当发达,现存于文献中还能见到的民歌有七十余首,其中大部分是当时少数民族的作品。尤以木兰诗的影响最深远,评价也最高。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曾提到“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足够压倒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同时他说可能有一个女儿曾代老父从过一次军,这自然是非常动人的奇迹,民间歌颂这个英雄女儿,逐渐扩充成大篇,修改成精品。诗中描写的木兰,确实表现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和高洁道德。……因之这首诗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倒不必考证木兰是否真有其人,真有其事。”     

《精卫填海》新考

传统观点认为《精卫填海》描写的是：炎帝的女儿精卫由于在东海玩耍不慎淹死，为报仇，她化作精卫鸟，经常把小石子、小树枝之类的东西投入东海，以向世人昭示自己永不屈服，委婉地表达了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决心。如果《山海经》是夏代益所作，那么这种理解，流传至今，至少也有四千年了。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对中华民族不计力量对比大小，勇于复仇的意志，起到了鼓舞作用。     

《隆中对》新考

《隆中对》新考王廷武《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一段被后人称为《隆中对》的文字。时至今日，《隆中对》仍是中国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然而，很少有人问：《隆中对》所述是真实的吗？笔者认为：刘备、诸葛亮初见时不具备《隆中对》所述谈话的事实基础。《隆中对》的发...     

秋夜思怀,开千古妙境——曹丕《燕歌行》抒情意境论

抒情意境是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的聚焦点。″意与境浑″、″情景交融″向来是古代诗评中所赞赏的高境界。曹丕的两首《燕歌行》是集中体现其诗歌创作水平的作品。该诗即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倾情、倾度、倾色、倾声″的″古今无两″的抒情境界,堪称后代表达思念情感的抒情诗先祖。     

《秦郡新考》辨正

秦郡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本文从已故谭其骧先生的秦四十六郡说入手(1982年谭又修正为泰四十八郡，除去所含《汉书，地理志》的泰三十六郡，谭氏新考出的实为十二郡)，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对谭氏新考出的十二郡逐一加以分辨．笔者肯定其中的黔中、闽中、东海三郡，见诸《史记》，为秦郡无疑，余下的广阳、陈郡、胶东、济北、常山、河内、衡山、鄣郡、庐江等九郡，概非秦郡。泰一代置郡的总数应是《汉书·地理志》所标注之三十六郡，加上黔中、闽中、东海三郡，共三十九郡．然而，不可谓秦的郡制为三十九，泰一代郡制应如《史记》和《汉书》所言，是三十六郡。     

《斩貂蝉》新考

杂剧《斩貂蝉》,北五折。全名为《关大王月下斩貂蝉》。明人赵琦美《胍望馆钞校古今杂剧》收录三国故事杂剧二十一种,其中就包括《斩貂蝉》一剧。明人晁(王栗)《宝文堂书目》卷中《乐府类》也有著录。明末人钱谦益重编《义勇武安王集·正俗考》云:“今内府《斩貉蝉》杂剧,谓(吕)布死后,貉蝉归于侯(关羽),巧言(此口)布。侯怒且杀之。则初无此事。”这其中的“则初无此事”之句,显然系指元代杂剧或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所著小说     

舞乐《兰陵王》新考

(一) 《兰陵王》是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假面舞乐,它起源于北齐,盛行于唐代,唐以后逐渐湮没。但在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如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古老的舞乐《兰陵王》。对于日本《兰陵王》的渊源,中日两国学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它源于中国,另一种认为它源于印度。解放前,傅芸子先生曾发表《舞乐<兰陵王>考》,他根据历史上的文献记载,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察,论证日本的《兰陵王》确系从中国传入。文中还详细介绍了日本舞乐《兰陵王》的装束、乐曲和舞容,以及日本学者对其来源的各种意见,对研究《兰陵王》颇具参考价值。但傅文的论证亦有不够严密的地方。五十年代,任半塘先生撰写了巨著《唐戏弄》,他在书中专辟《兰陵王》一节,以洋洋万言     

《九歌》源流新考

《楚辞》中的《九歌》,缥缈缠绵,千古绝唱,但对其源流却历来聚讼纷坛,莫衷一是。本文拟从民族学、民俗学、民族宗教等角度入手,探讨《九歌》之源。 一、楚国的民族结构、思想和文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九歌》诞生于楚国,要弄清《九歌》的源流,首先就要对楚国的族属、思想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学术界就楚族的族属问题主要有“汉族”和“少数民族”(苗族或黎族)二说。若依前说,则《九歌》何以要描写南方少数民族民间宗教活动的问题就不能得到     

《红楼梦》作者新考

《红楼梦》约于清乾隆年间开始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当时,此书标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有批者,未标明作者是谁。有人说作者是曹雪芹,有人说是“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有人说作者是诗人吴梅村,更有人说《红楼梦》作者是词人纳兰性德……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1904年,王国维先生作《红楼梦评论》,曾呼吁将《红楼梦》的有关史实搞清楚。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也。”     

当代歌行研究综论——兼评《唐代歌行论》

歌行研究是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对歌行起源、歌行发展轨迹,歌行体性,如歌词性题词,歌词与新乐府关系,歌行的诗体定义等进行描述与综论,在此基础上,对<唐代歌行论>予以评介,指出这部著作对歌行发展的特质有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精准的把握、其研究角度也具有独特性以及对歌行研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