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遗忘的“二次革命”烈士——欧铸

1913年爆发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最后一幕。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进行了一次悲壮的斗争。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许多革命忠贞之士英勇地牺牲在袁世凯的屠刀下。在这次革命中,东北有     

一个被人遗忘的词体——游仙词研究

游仙词是中国词史上一道独异的风景。其体裁渊源于游仙诗,在创作内容上突破传统词体的情爱缠绵,紧承游仙主题,追求长生不老,借游仙以抒愤,表达词人洁身自好的精神追求。在叙事结构上,游仙词叙事明显,结构清晰,有游仙的缘起、历程以及结束三个部分。在艺术风格上,游仙词因喜用丰富的想象和道教传说故事而显得清空缥缈,且富有浪漫气息。     

“被遗忘的角落”:哥斯达黎加早期华侨史初探

哥斯达黎加早期华侨史是国内拉美华侨史研究的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自1855年到1874年间,来到哥斯达黎加的中国人主要是契约华工,他们的数量虽少,但其遭遇折射出近代拉美华工的苦难史,是拉美华侨整体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泮打连埠的"唐人街"形成于19世纪末期,是哥斯达黎加最早的华侨社区,以广东香山(中山)籍华商为主,该华侨社区在中华会馆领导下,成为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社会,即使在排华逆境中也能自强自立。哥国华侨自1897年以来遭受当地种族歧视和排斥的不公平待遇,1911年清政府派出了谭培森作为"中华帝国特别专使"访问中美洲国家包括哥国,以调查侨情,也显示其护侨之心。此行产生一定的外交压力,但并不能改变哥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大局。普遍来看,美洲国家的排华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华侨民族主义的兴起,他们日益认识到中国强大对于护侨的重要意义。     

被遗忘权:搜索引擎上过时个人信息的私法规制

作为一种新型个人信息权,被遗忘权的产生是为了调整搜索引擎上的过时个人信息。通过删除或隐匿搜索引擎上脱离情境的个人信息,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得以实现。欧盟法院在谷歌诉冈萨雷斯案中确立了被遗忘权,并强调了信息处理和传播行为的适度性和适时性。传统隐私权理论无从应对网络个人信息散播行为,也难以为规范搜索引擎上的过时个人信息提供充分法理支持。鉴于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差异性、过时个人信息的负面性、以及删除过时个人信息对于社会和解的积极意义,我国有必要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引入被遗忘权。然而,被遗忘权与公众知情权等权利间的潜在冲突也值得注意。在决定是否删除过时个人信息时,比例原则可被用来进行利益衡量。     

“被遗忘的权利”:个人信息保护的新问题及对策

2012年,欧盟出台了一项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改革方案,主张民众有权要求相关机构删除有关他们的个人数据.这项新的权利被称为“被遗忘的权利”,本文阐述了该项权利的法理渊源,分析了该项权利的主要内容,并探讨了该项权利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最后讨论了将该项权利移植到我国将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对策.     

遗忘与记忆:“被遗忘”的翻译家张友松研究——基于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

张友松是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大家,却多次被媒体报道为"被遗忘""被埋没"。本文从其"被遗忘"的叙事切入,借助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史料研究及访谈法,探讨其是否"被遗忘",原因何在。研究表明张友松并未被遗忘,原因在于:张氏译著的经典性;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保存性遗忘的记忆潜伏性;社会关系网的延续性;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记忆效应;记忆的伦理责任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关张友松记忆的构建问题:由自传记忆和他者叙事记忆共同建构,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唯我偏颇性,后者因为叙述者自身及社会框架的制约作用,同样具有选择性。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动态的叙事语篇互构出事实的多层性质,复调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张友松的多重身份。     

申涵光：一位久被遮蔽的文学大师

申涵光（1618-1677）,字孚孟、和孟,号凫盟、聪山,晚年自号卧樗老人,直隶（今河北）永年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学者,河朔诗派的领袖。申涵光出身名门,其父申佳胤,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至吏部太仆寺丞,明末投井殉难。申涵光天资颖悟,勤奋好学,崇祯六年补邑庠生,顺治十八年恩贡生。博览经史,以诗名闻乡里。     

科学视域中的朱熹与康德

康德和朱熹都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由于两人所依据科学的时代差异,他们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在处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时表现出"分"与"合"的不同取向.他们对东西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以朱子学为例看中国哲学发展方向

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在于重新构建,而在于如何在原有基石上的创新。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可以借鉴程朱理学发展特点,民族文化传承性、经世致用时代创新性、社会大众性和理性科学性也正是中国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最基本的方向。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

《四书集注》(全名是《四书章句集注》)是对“四书”的注解,又是朱熹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即又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著述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有人提出过的“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如同西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究竟是“郭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

本文试从生命哲学的视野对朱熹宏大的思想体系作一整体通观,认为,朱子哲学的形上建构、现实依托和历史文化传承都以生命为核心,生命成为其哲学最本质的内在链结.在朱熹精心构筑的本体世界、现实世界和历史文化世界中,人的本体生命意识、现实生命意识和文化生命意识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朱子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的理性反思,对形上与形下、历史与现实的生命关切也形塑了其哲学的人学特质.     

朱熹与李退溪仁政说之比较

朱熹的仁政说与李退溪的仁政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人都主张,要实现仁政的王道政治理想,必须要有德才兼备的君主去实施;为了使仁政能顺利实施,必须限制君权。其不同点在于:朱熹仁政说是客观之理所必须,李退溪仁政说是内在本性之必然;朱熹仁政说不无手段之嫌,李退溪仁政说是目的本身。通过对二者异同的比较分析,可以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朱熹与张栻的学术交往及相互影响

本文对朱熹与张栻的三次会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学术交往状况,揭示了二人之间的学术渊源,并在此基础上,着力讨论了二人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以力图加大人们对二人关系的认知深度.     

古代朝鲜朱子学道学精神及其论辩性特色

朱子学关注、影响社会的取向是努力使现实世界向“天理”世界靠近 ,而在现实中这种靠近的“可能域”更多地是主体的和精神的 ,故而为“道学精神”。“道学精神”存在的主体域性 ,使其在实践上由于主体间自我领悟的不同而外在地不断发生争辨。古代朝鲜朱子学界整体 ,在漫长的 50 0年历史中 ,充分体现了这种“道学精神”和论辨性特色。     

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

朱熹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他接受与认同苏轼对于士君子出处问题的论述,其人生履践也与苏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又不忘社会责任,出而从仕后,忠君忧国,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惠民一方;内心既充满矛盾,渴望归隐与闲适;但又能坦然面对政治打击,独立不惧,气节不改。而相异之处,则主要为政治境遇的不同与事业追求的不同。他们的出处态度,兼顾个人与社会,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清醒思考,显示了他们作为哲人的睿智深邃与人格魅力。     

再论朱熹对《中庸》“性”、“道”、“教”的诠释——兼评傅佩荣《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的相关观点

朱熹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为该三句兼人、物而言,做出了与郑玄、孔颖达所不同的诠释,受到了王夫之、毛奇龄等人的质疑。但是,朱熹的诠释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根据。尤其是,朱熹的诠释展现了《中庸》的更广大、更深入的宇宙观,揭示了《中庸》所达到的最高的"天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