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下的吐鲁番

一、吐鲁番郡王家的变迁吐鲁番郡壬家以额敏和卓为始祖。额敏和卓的原文是 Imin Khwāja Bek(Bg),在18世纪中期的吐鲁番盆地,曾作为当地有势力的人物登场。他的祖父 azrt Mir abib-Allan Vali-Allan Sūfi Khwajam 及父 azrt Niyāz Khwajam Akhond 为世所知,而在清朝史料(《回疆通志》卷四)中也各以索丕(苏菲)和卓、尼雅斯和卓的名字出现。据说索丕和卓是哈拉(喀喇)和卓的阿訇、尼雅斯和卓是吐鲁番的大阿訇,而额敏和卓看来也是具有伊斯兰     

访柯尔克孜族

柯尔克孜族原来是居住在西土耳其斯坦(苏领土耳其斯坦)柯尔克孜共和国以及东土耳其斯坦(新疆)西部地域,据说在满洲国龙江省有部分人居住。例如康德七年兴安局关于兴安省外四蒙旗土地报告书中的一五○页,载有依克明安旗外旗蒙人计有喀拉沁、科尔沁、达斡     

五世班禅未能晋京原因探讨

五世班禅罗桑益喜(1663—1737)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之一,深得清圣祖康熙器重。康熙帝在1721年记述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事的《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把班禅额尔德尼的名字排在达赖喇嘛、固始汗之前,表明了清朝对班禅系统的重视。 清朝与班禅系统的良好关系,其渊源可追溯到清初。至于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一年(1693—1702)间对五世班禅的屡次延请事件,据笔者所知,学术界对此专题研究成果尚甚少。随着有关西藏历史的藏文档案陆续公布,为研究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本文即主要依据清代的有关藏汉文文献,就这一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历史背景等作一次新的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     

“东土耳其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

《中国翻译》杂志1986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译名“东土耳其斯坦”并非大错》的文章。这自然会引起有关学者尤其是新疆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关注。英文“East turkestan”一名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属于地理科学范畴,理应译作“东突厥斯坦”,将其译成“东土耳其斯坦”是不正确的。“Turkestan”一名是由两个不同的词构成的,即“Turk”和“estan”。“Turk”一名为突厥语,它最初只是一个姓阿史那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后,“突厥”一词始用于汗国中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逐渐     

厄鲁特蒙古封建法的整理和研究

《大法典》——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是蒙古封建法的卓越文献与喀尔喀(北蒙古)和准噶尔(西蒙古)史的珍贵史料。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在分析各种阐明蒙古封建社会的史料时写道:“作为史料的蒙古法令汇编即蒙古‘法典’,对于研究蒙古社会制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以往,蒙古法规文献的许多研究者,诸如雅金夫·比丘林、戈尔斯通斯基、列昂托维奇、里亚扎诺夫斯基等,都认为《大法典》也同十八世纪的     

伊斯兰化前的中亚史研究现状(下)

下面是本文起草后至付印前这期间出版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搜集的敦煌)藏文文献选集》第二卷的书评。众所周知,现在的所谓“丝绸之路热”是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吐鲁番等中亚各地发现大量的古文书、美术品,从而引起各国对其所获进行激烈辩论开始的。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对这样的学术事件缺乏敏捷地应付能力和反应,所以这些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被当时先进诸国的探险家、收藏家们带往各国。其中,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林威德和勒     

雍正年间八世司徒云南之行及其文化交流——基于《八世司徒传》史料研究

藏文文献中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载史料极为丰富。《八世司徒传》中关于八世司徒·却吉穷乃于清雍正七年至八年(1729—1730)间赴滇西北朝拜鸡足山并与当地各民族进行文化交往的记载,既是研究滇西北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清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佐证。文章通过对《八世司徒传》中这一重要史料的翻译、注释、解读和研究,探讨了八世司徒云南之行的成果和意义。     

六件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商务书信研究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是研究回鹘内部的社会经济、商业交通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比较丰富而可靠的史料。因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积极从事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和刊布。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研究刊布有关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论著约有110种。其中俄苏发表32种;日本发表30种;德国刊布14种;土耳其刊布8种;法国发表4种;匈牙利、英国、芬兰、美国各刊布一种;中国刊布约20种。文书容量大、影响也大者有俄国拉德洛夫编的《回鹘文文献》(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日本的山田信夫、小田寿典、梅村坦、森安孝夫合著的《回鹘文契约文书之综合研究》(1982);美国克拉克的《13—14世纪西域回鹘     

谢·菲·奥里登堡对东土耳克斯坦和中国西部的考察(档案材料概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特别是东土耳其斯坦的考古发现是科学界一件重要而轰动一时的大事.在和田沙漠地区和中国西部的洞窟中发现了精美的艺术形象、大量的抄本和物质文化的资料.第一个去东土耳克斯坦进行专门考古的考察队是1898年由俄国科学院组织的,领导人是Д·A·克列门茨,他对吐鲁番的文物古籍进行了研究,并作了记述.克列门茨收集、分析了大量的资料,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他还第一次对吐鲁番的古代文物作过概述,这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克列门茨用德文发表了一篇篇幅虽然不长但却相当详细的考察情况报告.克列门茨的考察活跃了科学家们对东土耳克斯坦的研究工作,并成了组织研究中亚和东亚国际性学会的原因之一,它的常设中心即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的历史、考古、语言和民族的协会(俄国协会)就设在彼得堡.     

清代回族的一个侧面

回教史研究在中国史中出现得最晚,其原因主要是史料不足。岩村忍曾在《民族学研究》杂志上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可以断言,对中国伊斯兰的系统性的历史记载几乎绝望。”其理由是,缺乏有关中国伊斯兰的内部记录(中国回民自身的记录)和外部记录(中国的传统记录中有关伊斯兰的记事)。另外他还断言:“我并不否认对中国伊斯兰史学研究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要从文献角度补上有关这一不同性质的伊斯兰共同体的史料,那么有关清朝以前的史料则没有复原的可能性。”他在喟叹中国历来的史书(正史,方志之类)无不具有一定的模     

研究清代西藏必读的一部历史文献集成——《清朝治理新疆方略汇编》评介

由著名学者、藏学家张羽新教授主编的《清朝治理新疆方略汇编》(以下简称《汇编》),2006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大型历史典籍汇编,共收录有关清朝治理新疆的典籍70种,逾2000万字,是第一次用文献汇编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总结清朝治理新疆的经验教训,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从学术角度来说,这套《汇编》对于清代西藏问题的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史料。     

清朝统治下的吐鲁番(下) 三、吐鲁番郡王属领的成立

利用从1745年开始的准噶尔王国的内讧和分裂,清朝从1754年着手征讨准噶尔,1760年完全灭亡了准噶尔王国。此事不仅对于瓜州和肃州的吐鲁番人,而且对吐鲁番盆地的政治和社会,导致了大的变动。1754年,瓜州吐鲁番人早已受到影响。即,这一年额敏和卓“在瓜州编旗队,置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佐领、骁骑校各员,如哈密例。”这表明札萨克辅国公额敏和卓所部被编为旗,仍准在吐鲁番盆地享有领地。“又查瓜州札萨克公额敏和卓人     

《五世达赖喇嘛传》与西北民族史研究

《五世达赖喇嘛》中有许多反映蒙古和西藏政治、文化、宗教情况的资料,是研究西藏地方史、清朝断代史、宗教史和民族史的重要著述.本文简要论述了这部自传的史料价值.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浅谈清朝时期西藏风俗文化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主要少数名族之一的藏族,其风俗习惯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且拥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本文就是在《四川通志(嘉庆)》等史料的基础上,对清朝时期藏族的居住、饮食、婚姻和丧葬等风俗进行简单介绍,再现百年前西藏文化。     

伊朗语吐鲁番文书近期工作综述

关于以前的伊朗语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情况,最有价值的综合性记述是1956年 W·伦茨(Lentz)报道的。之后,1960年 M·博伊斯(Mary Boyce)又在其所著的《德国吐鲁番收藏品中摩尼教抄本伊朗语文书目录》里进行了综述。本人也曾就同一题目分别于1969年和1970年在两篇论文中作过叙述。但是由于没有出现新的研究成果,故不可能提供什么更有意义的报告。造成这种研究工作前期一度中断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研究中世纪伊朗语言最伟大的学者、曾许诺要研究和出版所有伊朗语的吐鲁番     

浅谈清朝时期西藏风俗文化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主要少数名族之一的藏族,其风俗习惯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且拥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本文就是在《四川通志(嘉庆)》等史料的基础上,对清朝时期藏族的居住、饮食、婚姻和丧葬等风俗进行简单介绍,再现百年前西藏文化.     

《中国藏学史料丛刊》刊印缘起

《中国藏学史料丛刊》是一部多卷本的藏学汉文资料汇编。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藏学出版社整理刊印藏学史料,以藏文文献为主兼及其他民族文字的藏事文献,正在陆续编辑出版的有校勘本《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五明精选     

清初阐化王入贡请封始末及其意义

清顺治朝(1644—1661)西藏地方原明封阐化王屡次进表入贡并请封事,阿哈马德(Z.Ahmad)氏在1970年出版的《十七世纪汉藏关系研究》(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17th Century)中已据汉藏文献予以叙述,我想在阿氏的述作的基础上,补充一些史料,增加一些诠释,并从当时全局形势考察这个事件的涵     

史料·诠释·意义:《格萨尔》学术史研究的“三重面影”

《格萨尔》学术史是《格萨尔》研究学术积累与创新的知识系统,体现《格萨尔》研究的内在历史脉络和理论发展的基本型廓。文章提出,史料、诠释和意义是《格萨尔》学术史研究的“三重面影”。《格萨尔》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诠释是激活这些史料的方法论,而意义是研究的终极目的。《格萨尔》学术研究史料的丰富与驳杂,既是厚重的文献呈现,同时也遮蔽了一些重要资料的应有光芒,因此“作为方法的《格萨尔》学术研究史料”就显得尤为重要。诠释《格萨尔》学术史,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学术阐释的“当代姿态”。只有通过史料的重新勘探和对这些史料的进一步诠释,才能真正聚焦问题,从而凸显《格萨尔》学术史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