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柳亚子一首亲笔所题扇面诗的说明

母校《苏州大学学报》去年第四期发表了柳亚子先生生前为我先父朱翊新先生所亲笔题写的扇面影印件发表后,一些读者向我询问扇面题诗的内容和有关的历史背景。为此作一些简要说明。先父朱翊新先生历任苏州市教育局局长、上海市教育局督学、《民报》主笔和大东书局编审等职,是新南社成员,和柳亚子先生是老同乡、老朋友和老同志。柳先生特意为先父亲笔题写扇面诗,那是在建国之初的1951年之春。柳亚子先生是用挂号信将所题扇面从北京寓所寄来上海的,家父收到后,欣然去函致谢。从他们两位老人家其时通信往来的内     

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

自从去年四月十三日孙克复、关捷二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后,董蔡时同志在去年第一期《江苏师院学报》上写了题为《也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的文章,表示了不同意见。最近,孙、关二同志又在今年《辽宁大学学报》第一期上撰文《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兼答董蔡时同志》,文章说;“刘步蟾是否违反军令,擅改舰队阵形问题,是正确评价刘步蟾的关键。”这个意见是很对     

柳亚子先生与周庄“迷楼”

江苏吴县的周庄(现属昆山县)是一个有名的古镇。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当地的一些贤人志士常常在镇上吟诗论文,开革命风气之先。柳亚子先生1951年间为“南社”老友朱翊新先生(当年任《民报》主笔等职)专撰的《学习词典叙》一文(载《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中,曾这样写道:“余识翊新兄在二十世纪之三十年代,当是时,翊新居吴县之贞丰里”。(按:“贞丰”,即指周庄)接着柳文就回忆並一一列举了他们熟识的周庄文人墨士如叶楚伧先生、陶小沚先生等等有十余人之多。值得一提的是,柳先     

柳亚子挽孙中山三对联

1925年5月3日，亚子先生等人以中国国民党吴江县党部的名义在黎里召开了吴江县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大会，为此《新黎里》报在5月16日专门出了整整八版特刊记载这宏大隆重的盛况。其中还录有亚子先生撰写的三副挽联：薄华盛顿而不为，何况明祖？于马克思为后进，庶几列宁。树弱小民族解放先声，列宁而还，公真健者；与帝国主义奋斗毕世，斯人已往，谁其嗣之？与被压迫民族相提携，纵赤化兴谣，人言奚足恤；为不平等条约而奋斗、奈黄肠遮掩，天道复宁论？其实，当时这三副挽联只有第二联的落款是“党员柳亚子”，第一联和第三联的落款分别是“新…     

“自然历史过程”论的真实内涵与语义澄明──与王金福同志商榷

“自然历史过程”论的真实内涵与语义澄明──与王金福同志商榷刘森林近年来，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成的发展类似于自然历史进程的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愈来愈多的探讨兴趣。王金福同志也在《苏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３期上发表《也谈马克思”自然历史过程”思想的真实意...     

柳亚子与吴江文献

今年是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人民诗人柳亚子先生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郭沫若同志说:亚子先生“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他是南社三位发起人之一,维护南社达二十余年之久,在反清反袁反军阀斗争以及响应新文化运动中,都起着积极作用”。近年来,有关同志撰写介绍亚子先生的为人、诗词以及在南社中所起的作用等文章较多,但是对亚子先生积极保存我国文化典籍,尤其是吴江文献的贡献却鲜有文章为之专门叙述。笔者在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同时,有机会接触到部分亚子先生的藏书,对先生不遗余力地多方采集图书,保存罕见文献史料的精神非常敬佩,特撰文就亚子先生与吴江文献向读者介绍,并以这篇小文作为对亚子先生的纪念。     

卓越的革命诗人——柳亚子

柳亚子是我国近代的一位著名诗人、史学家和革命家。茅盾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说:“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间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符其实的。”郭沫若在《柳亚子诗词选·序》中称他是一位“不断革命的诗人”。郭老以前还特意写了一篇《今屈原》的文章,把柳亚子比拟屈原,赞美画家尹瘦石以柳亚子为模型画的一幅《屈原像》。亚子对它很喜欢,并且题诗歌咏。世上竟有这样凑巧:柳亚子这位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的革命老诗人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不幸逝世,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俗称端午节,     

评钱文忠对黄心川所著《印度哲学史》评论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0年度第二期发表了钱文忠同志的《评黄心川先生“印度哲学史”》一文。我们拜读后实在不敢苟同,因此,不揣鄙陋,想在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钱文忠同志商榷。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互不可分的吗?——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了张传湘同志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吗?》一文,读后颇受启发。张传湘同志在论证“绝对理念”不是在时间上而是在逻辑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一观点时,提出了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理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提出来以求教于张传湘同志。     

再论“绝对理念”并非时间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出黑格尔并不主张“绝对理念”在时间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观点(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后来,一些同志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使我们对“绝对理念”的含义、“逻辑在先”与“时间在先”、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绝对理念”的评论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黑格尔究竟是否主张“绝对理念”时间上在先?有些同志撰文伺我商榷,对此,我的答复如下。     

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截然不同”吗?——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张传湘同志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吗?》一文,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涵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读后获益匪浅。但我觉得有的观点还值得讨论,特提出来同传湘同志商榷。 传湘同志认为,黑格尔“所讲的‘上帝’,同基督教所诽的‘上帝’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黑格尔讲的“上帝”是“世界的本质”,是“共性、普遍”,是“无限的整体”。我认为,这一解释不完全符合黑格尔的本意。 第一,从黑格尔对旧玄学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述来看,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传湘同志在指出黑格尔“批评了宇宙论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之后,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当然不适合于表达我们所了解或我们所应了解的上帝的性     

《关于方志敏的遗稿和密信转送给鲁迅的情况》的重要补正

《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关于方志敏的遗稿和密信转送给鲁迅的情况——兼谈<同志的信任>的真实性》一文。此文写于1979年底,当时,我还没有征询过胡子婴同志的意见,对她为我提供的资料不便作具体叙述,又由于对某些问题还来不及调查,有些地方说得不清楚。现在,经     

《老子》发展观的主要倾向是朴素辩证法——与罗炽同志商榷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发表了罗炽同志的《<老子>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以下简称《本质》)、一文,文章认为“《老子》哲学是道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     

北大人学术思想的一面镜子

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之学术窗口的《北京大学学报》,迎来了她50岁的生日,我首先向她致以衷心的祝贺。从《学报》诞生的第一期起,我就是她的忠实读者与作者,最近20年来,我在《学报》发表文章约十四、五篇,还五次获《学报》优秀论文奖,我对《北大学报》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些亲切的感情。《北大学报》1955年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作者的署名是“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黄森”。回忆起那篇文章的内容和起草文章的具体过程,不禁联想到了当时以政治代替学术的一些情景,今天看来,不知情的年轻人对这种情景会觉得不能想像,就连我这个作者…     

费老这二十年

朱通华同志关于《费老这二十年》是一篇值得一读的纪念性文章,是2003年12月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纪念费孝通先生的名著《小城镇、大问题》发表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十分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在我校学报发表是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了解费老。     

《“夜来香”》不是鲁迅佚文吗?

《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刊出了《“夜来香”》,同时发表了胡奇光同志文,考证此篇当是鲁迅佚文.陈福康同志在该刊同年第2期上发文对此提出异议.我在1979年第6期该学报上发表了《<“夜来香”>应是鲁迅佚文》,不同意陈文中的种种有疏误的说法.福康同志又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6辑上发表了《<“夜来香”>是鲁迅佚文吗?》一文,其中对拙说作了批评.但我读了此文后,感到陈说的纰漏愈来愈多,因而愿     

关于东夏国南京的继续探讨——答复景爱同志的商榷意见

《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四期发表了景爱同志所著《关于东夏国都城的再探讨——兼与朴真奭同志商榷》的论文,拜读之后,颇有启发。景爱同志在这篇论文中对拙文《关于东夏国首都(笔者:关于南京之误记,《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已纠正)及其位置的考证》提出“不同的意见”。对此表示感谢,并奉呈自己不成熟的答复意见,向景爱同志和史学界的诸位先辈及同志们请教。一景爱同志在尊作第一部分《延吉城子山古城与东夏南京城的关系》中全面否定拙文     

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这是沈先生一九四五年写的一篇文章,原载于《湖南建设》杂志。去年,我校教师彭秀枢同志根据彭施涤先生生前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篇轶稿,觉得对于研究现代文学和沈先生的创作,有参考价值,因而转抄给沈先生审阅。对于轶稿的发现,沈先生很是高兴,并同意在我校学报上重新发表。现予以转载,供研究现代文学的同志参考。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活动纪略》的通信

1982年11月,我刊接到苏州大学中文系丁耀良同志来信。丁耀良同志将我刊1982年第3、4期所载《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活动纪略》一文与有关资料对勘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嘱转《纪略》作者复核。兹将丁耀良同志所提问题和《纪略》作者刘安章、李荣峰两同志的答复摘录发表于下: (一)丁耀良同志提出的问题 1.原文“1940年11月14日”条把《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的出版时间定在当天,而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62年5月第1辑所载《抗战文艺》总目,则:第7卷第1期出版于1941年1月1日,其中有《三年写作自述》。 2.“1941年5月30日”条:“在《大公报》发表《诗人》……又在《中央日报》发表《论新诗》……还在《国民公报》……发表《怎样学诗》……”这三篇文章是否都在同一天,即1941年5月30日发的?     

关于编写青海地方史的几个问题——兼与李文实先生商榷

本学报在一九七九年3—4期上发表了李文实先生《读〈青海地方史略〉琐议》一文后,引起了许多有趣于青海历史的同志们的关注;《青海地方史略》(征求意见稿)的笔者芈一之同志也分别致函本学报编辑室,陈述不同观点,并寄来《关于编写青海地方历史的几个问题——兼与李文实先生商榷》一文,以资争鸣。为了贯彻“双百”方针,正常地开展学术讨论,以促进青海地方历史研究,现将芈一之同志来稿原文照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