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上帝存在本体论的实践终结

自11世纪安瑟尔谟首先提出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本体论就成了西方近代哲学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笛卡尔试图从“我思”出发改造本体论证明,但终究离不开形式逻辑的前提推演,也遭到了康德哲学的猛烈抨击。此后,黑格尔批判康德将上帝高悬于道德领域割裂了思维和存在二者的关系,他打破了传统哲学对思存关系二元对立的僵化理解,在逻辑学中探究本体论的实质内涵。而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以实践的方式终结了传统本体论,实现了本体论的维度转向。     

康德摧毁了上帝本体论的证明

本文回顾了自安瑟尔姆、笛卡儿至莱布尼茨有关上帝存在本体论的证明,与康德对比,说明他在哲学若干重要问题上的进步作用,并肯定他破除绵亘七百年的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功绩。文章还分析了黑格尔对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所作论证的评价,概述了从康德到黑格尔递嬗演进之迹。     

康德对传统上帝存在观念的批判

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一直被广泛地思考和讨论,在经院神学和近代宗教哲学的发展中,上帝存在的问题不仅成为宗教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宗教哲学中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将在他以前的种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都归入到三种证明--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中,通过三个方面一步步地演绎他对传统上帝存在观念的批判.     

康德对上帝存有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及其体系意义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上帝存有的本体论证明进行了批判,他的主要论据是：“是（存在）”（Sein）和“存有”（Dasein）分别是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而本体论证明错误地混淆了这两类谓词。康德的批判表明科学无法解决超验的上帝问题,知识的有效性应限制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而这为道德与信仰保留了空间,开启了道德神学的可能性。道德神学基于道德的必然要求,在主观确信的意义上证明了上帝的实存。从思辨神学到道德神学的转换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旨趣：哲学的目标在于为人类的福利和尊严奠定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限制科学的适用范围,在知识和信仰之间保持适宜的张力。康德哲学对当代哲学探讨的启示是：我们有必要对一切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主张保持警惕。     

形而上学与理性哲学——康德及其前后的形而上学维度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乃是人类理性的本质,人天生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康德让哲学走上了过分形而上学的道路,把形而上学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科学。同时,理性取代传统宗教中的上帝,成为新的造物主,这个过程始于笛卡尔。康德在哲学上把理性推上了思想的巅峰,理性在黑格尔那里乃是世界的灵魂,但这可能是理性的监守自盗和自吹自擂。理性的失位来自于无度和失控,导致后来理性信仰的全面崩溃。     

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及其思想史意义

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其“信仰寻求理解”、信仰应当理解之思想诉求的理论实践,它以纯粹理念为核心,在纯粹思维中进行,强调其实在性内在于其本质之中的“最完美的存在”概念的存在论意义,从而为西方中世纪神学和哲学开启了新方向,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休谟对自然神论和传统理性神学的批判

自然神论的设计论证明建立在不彻底的经验论基础之上,它与经院哲学的本体论证明和宇宙论证明一起,共同构成了基督教理性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三大经典证明。休谟对设计论证明的理论根据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同时也驳斥了传统理性神学的各种证明。休谟的批判对于康德的宗教哲学和现代基督教神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读《理性与信仰：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有感

本文通过对唐逸的《理性与信仰：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一书的评论，提出了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四个关键问题：（1）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和谐以及张力，（2）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神学前提，（3）上帝名称“I am who am”是“我存在”或，和“我是”，（4）基督教的希腊化和其后的本土化。     

黑格尔在中国——一个批判性的检讨

如何理解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或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关键。我国黑格尔研究有些萧条,与我们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有很大关系。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就认为黑格尔的本体论与神学有内在关联,是一个“思辨创世说”。无论是从形而上学还是从认识论去研究黑格尔哲学,有几个基本概念是必须澄清的。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从一开始就有主体间性的特征,他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决不是前康德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黑格尔的上帝概念有其特殊意义,无论从宗教神学还是从绝对唯心论的先验哲学去理解,都会使我们失去对黑格尔哲学的正确理解。     

弑父情节与上帝的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神学解读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情节负载着复杂的哲学神学内涵。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基于"约伯的困惑"展开关于上帝存在的思考;以"假如上帝不在"的逻辑结果否定了对上帝的理性证明,反证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而昭示了通过爱、通过信仰超越生存困境的拯救之路。小说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最深刻的信仰危机与心灵焦虑以及寻求精神家园的苦恼。     

安瑟伦与中世纪经院哲学

安瑟伦,在西方哲学史上被尊称为最后一位教父和经院哲学之父。在思想上,安瑟伦继承了奥古斯丁的衣钵。基于奥古斯丁主义的传统,安瑟伦提出了“信仰寻求理解”,这一口号可以看作是整个经院哲学的定义和基础。安瑟伦在中世纪思想史上有两大贡献,一是提出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一是提出关于救赎论的“补赎说”。     

“本体论证明”的三个模态版本辨析

安瑟尔姆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曾受到康德的摧毁性批判。以现代模态逻辑为基本工具,哈特肖恩、普兰丁格和哥德尔分别构造了本体论证明的"模态版本"。经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哈特肖恩的版本没有区分逻辑可能与形而上学可能;普兰丁格的版本以"极伟大性"为核心,运用可能世界理论摆脱了基于"存在"不是谓词的康德式质疑,使问题集中于对证明中非逻辑前提之合理性的把握;而哥德尔的版本尽管依托"肯定性属性",但由于把"必然存在"作为"肯定性属性"之一,最终难以避免康德式质疑。更重要的是,任何本体论证明都是一种有前提的推演,因此对它们的评价最终都要依赖于其非逻辑前提的合理性。     

咯论梨园行的招财习俗

戏曲在财神信仰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看其如何“代”财神向俗民“送”财，一是作为财神信仰的信士之一，梨园行是如何招财的。梨园行的招财习俗较之其它俗民来说，更有行业性特点，方式也更为多样。其招财方式主要有：供财神为自己行业的保护神，迎财神、迎喜神等。     

科技责任的存在论之思

在科技化生存境域中,科学技术不只承担人类实践的工具责任,更是人类生存方式的直接标志。科技责任的生存论维度提供了科技的对象性责任的本体论基础。对科技的生存责任的解析建基于善的生存论诠释,即善是生存合理化的彰显。     

善与上帝在默多克小说《钟》里的博弈

艾丽丝·默多克的哲学体系赋予善对其他概念的统治权,使之代替上帝成为朝圣的方向和对象,小说《钟》里宗教团体的溃散即明示上帝无法解决其信徒的问题。爱是善之本,自由的个体拥有了正确的爱才会走向善。默多克认为伟大的艺术反映现实,唤醒人们对善的渴望。《钟》作为艺术作品,通过双重意象的建构、音乐绘画的情节使命等手段给予读者善的启发。     

牛顿的上帝观解析

拥有科学家和神学家双重身份的牛顿,对自然哲学的研究主要服务于其心中的上帝。他肯定上帝的存在,坚持万物源于上帝,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体系和对世界的绝对统治,并认为虽然人们对上帝的本质一无所知,但是仍然可以通过对自然哲学的研究来了解和认识上帝。通过对牛顿的研究,解析其心中的上帝,阐述其上帝观产生的根源以及对其造成的影响,以还原一个全面真实的牛顿,弥补学术界对牛顿上帝观认识的不足和空白。     

从《等待戈多》看贝克特的终极追求

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剧本中,戈多与上帝、基督、《圣经》或明或暗的联系,指引着读者的联想方向——戈多就是上帝,这是最常见也是最深刻的解读。《等待戈多》中对上帝的等待,体现出贝克特在"上帝死了"之后对人类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对荒诞世界人类出路的积极探寻。     

《圣经·旧约》中的“被拣选者”

"拣选"是《圣经.旧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一部《旧约》就是神不断"拣选"的历史,也是众多被拣选者的历史。被神"拣选"的对象主要有四类:敬神远恶者、弱小卑微者、女人(尤其是不孕的女子)和异族。他们或是神给世人树立的榜样,或是神迹的见证者,而神迹的显示使神的存在更加权威、更加具体,从而显出神的大能,让愚顽不化的人转心向神。所有被拣选者,都是神用来救赎人类的工具。     

叔本华视野中的伦理学建构

为了解除理性在道德领域的危机,叔本华以意志本体取其而代之.意志是叔本华伦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也是叔本华视野中伦理学建构的出发点.叔本华在对意志范畴进行阐述时,表明了意志本体代替理性本体的伦理学意义,建立了非理性主义的伦理学.     

理解与语言:存在论生存论分析的意义与困难--哲学解释学语言观反思

哲学问题的转换,使语言问题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语言从表达、描述"认知对象"的工具和符号转变为"存在"和"言说"本身,从"手段"转变为"自身",并以此为基点分析语言研究中遭遇的哲学问题,是哲学解释学语言本体论分析的重要特征.语言的本体论分析完成了理解的本体论分析.寻求在哲学意义上对话的平等性,预示着研究取得新成果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