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左翼文学的财认识

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复杂的一页。“复杂”性之一是就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贡献而言,左翼文学是无愧于历史的,不少左翼作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左翼作家一直奋斗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生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政治式写作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

一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有很鲜明、自觉的主流倾向——左翼文学思潮与运动。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能够像左翼作家那样主宰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潮流，哪怕他们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比左翼作家更大的文学成就。左翼文学的方向，是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方向。左翼文学应合着革命实践运动对文学的要求而诞生，又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三十年代得以成长和壮大，其区别于“五四”文学和同时代其他作家文学创作的，是它强烈而鲜明的政治实践品格。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三十年代，左翼…     

华人左翼文学在美国的境遇——以蒋希曾的创作为例

华人作家蒋希曾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文坛,他的作品风格与同时代美国的中国题材作家迥然有别。一方面,在经济危机引发的工人大罢工以及先锋艺术的推波助澜下,蒋希曾成为美国左翼文艺圈备受瞩目的人物;另一方面,蒋希曾的中国叙事最终并未成为主流,赛珍珠等人笔下的中国却固化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随着无产阶级运动退潮,同时受限于少数族裔身份和当时美国的接受语境,蒋希曾不得不弃笔,成为好莱坞职业演员,耐人寻味地化身为大众传媒中被漫画化的“中国佬”形象。蒋希曾在美国的文学活动可视为中国早期左翼文学在海外的延展。这位“不该被遗忘的作家”典型地反映出华人左翼文学在美国的境遇,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异域接受及海外华人文学的丰富性或有启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论左翼文学运动的人文价值观

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本质意义就是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以工农大众的“集”体理念,全面取代了“五四”精英的“个性”意识;它以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彻底扫荡了“五四”文坛的悲凉格调,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前行。由“五四”新文学过渡到左翼革命文学,既是中国现代作家的自愿选择,也是他们思想追求的二次转型。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极化表现特征。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论丘东平

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显示了新文学作家代际差异的形成,而丘东平就是最为出色的“新世代”作家.他的作品彻底超越了早期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模式,摆脱了左翼的“学生腔”和“小资味”.他给左翼文坛吹进了一股清劲而质朴的风气,又能以鲜活、真切、感性的文笔感染读者.他的创作为我们再思考左翼文学运动乃至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

三十年代是左翼文学批评非常兴盛的时期,左翼作家们写批评文章的热情和读者对批评文字的空前的兴趣,明显带有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印记。论文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与政治文化关系的状况出发,指出了左翼文学批评在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的作用;探讨了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批评如何又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读者的阅读眼光和阅读需求起着引领作用,对左翼文学的审美取向起着导向作用,也对作家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从救赎到飞升——论萧红与左翼文学的契合与疏离

在左翼作家中,萧红是个另类的存在.她的创作在现象与成就上均与一般左翼文学呈现出程度上的契合与疏离,她偏向私人化、体验性的笔触与视角展现出迥异于左翼文学的独特风貌,也体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学品格.本文从萧红的身世经历与文学生涯两条路径出发,提出了萧红创作背后的驱动因素,并分析了她与左翼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产生根本分歧的原因与表现.萧红对于左翼的疏离,是一个独立作家对于话语程式的突破,更是一种人生向度上的突围;她的创作,由于怀着绝望处的悲悯,由于突破了单一话语的束缚,达到了对于人生世界进行无差别审美与同情的“飞升”境界.     

意识形态与"左联"的信仰系统构成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面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一特殊文学团体时,因习惯于社会政治学和纯文学两个极端的思维和认知,遮蔽了它许多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它身上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其特征也不是单纯的主流政治话语,它是一种整合的意识形态文化概念,是一种政治革命信仰体系依附文学精神主体幻象的特殊形态。本文旨在通过“左联”文学社群政治与文学胶合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构成分析,来贴近和认识“左联”这样一个繁杂群体真实的本体世界。     

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中国“左联”的成立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在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1930年,“左联”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支部。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组织,中国共产党受命于第三国际的领导。由第三国际倡导并成立国际性的作家团体,促使在中国也成立相应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组织指导系统。而中国本身也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星星之火,鲁迅和茅盾在这个组织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以后,“左联”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联系已经中断,交流和指导非常困难,但有文献材料证明,这时“左联”和国际的联系改为由“文总”出面。总之,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鲁迅与胡也频

在胡也频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子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凌晨屠杀于上海龙华机场后,鲁迅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称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牺牲,是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曾给予极为高度的评价。当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时,鲁迅又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文章开头就说:“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     

论杨骚的文学观念

中国现代文学界对作家杨骚的文学观念尚未有一清晰的描述,给人留下的只是其左翼偏激的单向印象,从而影响到对其在文学史价值上的定位。作为一位从浪漫的纯情转向左翼的激愤,强调过诗歌创作主体性及反对创作公式化,主张文艺批评家要求大同存小异的诗人、作家,杨骚是一个多种精神倾向、多重文学追求的综合体,是一个复杂丰富的立体的生命构成。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同路人”问题

“同路人”的称谓源于苏联，20年代中期传人我国，并长期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直至60年代初期，仍有人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沿用“同路人”的称谓。①相同的政党性质和政治体制，相同的文艺思想和艺术追求，导致苏联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生产了多方位的直接影响，中苏两国的许多文学现象几乎同步发生。20年代苏联文学出现的“同路人”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并引发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间状态作家的问题。今天看来，“同路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影响问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令人深长思之。文学“同种人…     

重写现代文学史中的五大问题

重写现代文学史有五大问题:一是作家在现代史中的政治表现与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现代文学中的救亡与启蒙问题;三是“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四是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问题;五是现代文艺思想论争问题。应辩证地、妥善地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思想主流及其发展

十四年抗日战争史,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1931-1937年,从普罗文学发展到左翼文学,为抗战时期文学发展定下基调;1937-1942年,文学处于一种短暂而相对自由的“真空”状态;1942-1945年,文学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中出现一种回归政治的热情.总体上看,抗战时期文学的主流就是社会使命感的加强,表现为作家在创作中自觉探求国家和民众的命运与出路.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史话

半个世纪前,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和左翼文艺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光辉的功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最早成立的两个并肩作战的革命文化团体。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剧联、美联等几个革命文化团体,组成了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八大盟”(有的是小组)。党内则由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统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