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仪式的跨界想象——基于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论述

为了回应后学的"理论终结说"与"戏剧衰退论",伊瑟尔在文学人类学视阈下,重述虚构与想象在文本游戏中的相互作用,并且绘制其历史流变的美学图谱,进而搭建主体间性交往诗学的理论框架。伊瑟尔藉由转换问题的提问方式,达到如下双重目的:一是阐释早期接受美学所遗存之"何为戏剧"与"戏剧何为"的不解之问,二是呈现公共观演空间中身心一体的戏剧交往。     

比较戏剧学的新跨越——评胡星亮的《当代中外比较戏剧史论》

如果说1993年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以下简称《现史》)被认为是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戏剧(话剧)的一部富有开拓意义的力作①,那么时隔16年之后由胡星亮独立完成的《当代中外比较戏剧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史论》)则是一部具     

接受美学视阈下的文本意义解读

接受美学认为文本意义并非作者或作品的意图,而是文本意义潜势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文本意义不仅具有规定性,还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双重属性决定了译者必须以文本意义为基础进行创造性翻译,读者也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无限解读。这种新的文本意义观摒弃了传统的读者决定论的翻译理念,为译事活动开辟了新的视角。     

文学的公共性:从文学生产到文本接受 ——兼论公共阐释的有效性

张江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提出,文本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作为对该论点的回应,本文围绕文学批评实践活动,勾勒了从文学生产到文本接受的文学阐释知识社会学发展图景,以此说明,不论是文学的生产、还是文本本身、抑或是文本的接受,无不具备公共特征,它们的公共性决定了文学阐释的公共性。与此同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基于公共理性,文学的阐释必然堕入那种主体之外无参照点的传统主-客体的批评模式的窠臼,导致批评实践沦为主体的自我反思的抽象判断。因此,唯有秉持公共理性的公共阐释行为,才能在解决新问题的同时具有不断生发出新理论的动能,从而赋予文学阐释以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消费视阈下地方戏剧的范式转变及审美认同

消费社会的到来创造了多元共生状态的文化形态,它在给传统地方戏剧的传承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机遇。地方戏剧必须在创作题材、传播途径及方式、发展空间选择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内部范式的转变,才能适应消费社会的需要,增强社会的审美认同。     

在“花朵”和“地面”之间——汪荡平戏剧作品分析及对现代戏剧创作的思考

汪荡平的戏剧作品 ,以其主题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人物的世俗性和诗意性、情感的喜剧性和悲剧性、艺术表达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启发我们对现代戏剧创作审美定位的思考。现代戏剧 ,应该把“舞台”搭建在“花朵”和“地面”之间、“诗意”和“凡尘”之间、“高层”和“平俗”之间     

席勒戏剧在中国——从起始到当下的翻译及研究述评

在当今国际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本文拟对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剧作,从上世纪初到当下的翻译和接受情况,进行一次历史的探讨。文章也将呈现这个接受过程中表现出的发展态势、具体特征以及存在问题。     

从女性情怀到英雄史诗——论田沁鑫戏剧的现代呈现

田沁鑫的话剧起初是女性情怀的抒发,逐渐而为或静水深流的平民史诗,或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而无论是女性情怀,还是史诗追求,都始终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与艺术品位,在当前的戏剧舞台上可谓独树一帜。结合其在编剧上叙事话语的追求,田沁鑫戏剧的舞台呈现相应采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方法和手段,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狂热的肢体语言,传达出创作者的某种思想或情绪。可以说,田沁鑫通过具体创作实践了现代艺术观念和东方传统美学观念的结合,开创出当代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新时空、新方向以及新的可能性。     

生命扭结与对抗的主体呼应——从戏剧冲突看曹禺戏剧模式的剧场性追求

曹禺的戏剧形成了强烈的剧场性,这与他提炼的戏剧冲突是有密切关系的.他将戏剧动作和冲突建立在主体心灵中的生命期待与追求之上,形成一种生命依存与命运纠葛的关系.他将动作的外在对抗性和内在矛盾性的冲突过程予以精巧的编织,始终抓住蓄势、聚焦、节奏这几个关键词去营造更具艺术张力的戏剧冲突,形成了一种强劲的剧场性,对受众的情绪形成影响与控制,主导着审美接受心理.惟其如此,他的戏剧冲突形成了四个最能感染人的特征.     

罹难社会的救赎之道 ——田汉对席勒戏剧的接受

席勒、田汉都是富于时代感的戏剧家,田汉的戏剧创作接受了席勒的影响,从主题的选择到题材的处理都可以看出席勒的影子。田汉对席勒的接受经历了漫长的几十年,从“浪漫主义诗人”到“为自由而战的人”,到“民主与民族自由的战士”,田汉视阈中的席勒形象随时代环境、政治形势而变化。在处理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时,田汉与席勒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席勒以审美的形而上功能构建理想的政治国家,田汉直接“为集团吼叫”,为政治呐喊,让政治凌驾于审美之上。     

审美现代性的中国式生成——郭沫若戏剧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

现代性视域中郭沫若戏剧浪漫主义的内涵,突出表现在剧中人物的个性主义和反前现代性的理想主义上.郭沫若与西方浪漫主义联系,首要的还在于他与西方浪漫主义反叛精神的契合上,其次是对自我意识的张扬与礼赞,再者表现在对艺术的审美品质的共同追求上.但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独特性,即浪漫主义的革命化和追求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从《哈姆莱特》看莎士比亚戏剧的内向化特征

本文主要从剧本《哈姆莱特》中,分析了内向化特征在戏剧文学创作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创作的影响,研究了有关莎士比亚戏剧内向化特征的诸多表现。     

互文视阈下的萧伯纳戏剧作品标题研究

互文性将文学文本置于与其它文本自由对话的批评语境中,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批评的范围。文章以互文理论为基点,发掘萧伯纳戏剧作品的标题与《圣经》故事、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以及他人剧作等前文本之间的互文关联。互文视角下萧伯纳戏剧作品的标题具有作为行文主线、揭示中心思想、重塑经典人物以及渲染作品气氛等作用,所以说萧伯纳不愧是世界公认的语言大师。     

戏剧假定性因素的文本表现——《哈姆莱特》人物真假疯癫之辨析

假定性是戏剧的本质属性。它不仅不会妨碍戏剧的真实性,反而会使它更富有戏剧性。戏剧艺术中的假定性既是剧作家的、导演的、演员的,也是观众的。编、导、演与观众在假定的前提下,在假定的戏剧情景中演绎或欣赏,从而形成相对确定性的认知。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在假疯的形态下完成了正常状态下无法企及的任务,奥菲利亚在假疯的形态下将自己压抑的内心世界释放了出来,并就此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仪式与戏剧:文学人类学的解读——兼论诗、歌、舞的三位一体

最早的戏剧是从仪式中发展出来的,仪式中的程式化、表演化、性格化的特征,已孕育着未来戏剧的萌芽.最早的戏剧是一种混合型的艺术,它是艺术尚未分化时的产物.中国早期的戏剧形态是三位一体的,是诗、歌、舞等部分组成的.不仅戏剧起源于仪式活动,诗、歌、舞也与仪式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一些宗教舞蹈,特别是那些以述说神的故事或图腾祖先及氏族历史的舞蹈.仪式培养了人类幻想的形象性、艺术的想像力,陶冶了人类激越的情感体验,激发了人类用象征的、隐喻的形式来表现人类的情感、渴望和理想.当神话时代渐渐消去,艺术渐趋成熟,仪式就被艺术戏剧所代替.     

关汉卿的汉室梦——基于关氏戏剧文本的公共关系学之组织分析

从公共关系的视角对关汉卿戏剧文本进行审视是一种新的评论方式。通过对其戏剧作品代表性人物进行分析,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关氏理想的社会组织——汉室王朝。其作品通过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个组织进行了有力的宣传,试图在构建一个理想中的王国,本文则尝试概略性的探索其公共关系组织方面的意义.     

从传统“戏曲”到现代“戏剧”——近代知识转型视野下概念演变的文化考察

戏曲”“戏剧”均为中国古典词,“戏曲”既指戏剧文本,又指包含曲词等在内的表演艺术形式;“戏剧”则主要指俳优之人的言语、行径。二词都曾被用于对译近代西方drama概念,后逐渐定型为“戏剧”一名,用于指以角色扮演为形式的表演艺术。就民国以后概念的使用来看,“戏剧”与“戏曲”混用的情形颇为普遍,前者在内涵上较后者更为宽泛。作为近代文学分类的“戏剧”出现于晚清,与传统“戏曲”虽有联系,却主要是在近代西学知识输入基础上形成的新观念。探讨清民之际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概念之间的对接,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史、文学史诸问题,有助于理解近代文学知识分类和学科体系的形成。     

莎士比亚戏剧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对立统一

世俗性与神圣性共存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一大特质。从莎士比亚时期的戏剧演出场地、观演习惯、戏剧艺术特质和环球视点四个方面出发,可分别阐释娱乐空间与仪式空间如何构筑公共空间,观众与演员共同参与演出形成的仪式化观演关系,角色以有形的表演展现精神的无形以及用有限时空展现无限时空的时空艺术之本质,戏剧艺术综合性特质所带来的世界舞台的环球视点。借此可说明处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莎士比亚,处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兴起和新航路开辟的历史变革点上,其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世俗与神圣的对立统一特质。     

民族国家话语下的边区戏剧革新——以延安戏剧革新为例

在抗战的特殊时空下，强大的政治势力开始全面介入戏剧之中，戏剧的娱乐功能开始弱化。改造传统戏剧以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舆论工具，同时也成为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政治任务。民族国家话语主导下的戏剧革新运动中，延安戏剧革新始终走在边区乃至整个全国解放区的前列，并引领中国文艺界的戏剧运动。延安戏剧革新开创了中国戏剧民族化、大众化的先河，延安戏剧运动创造的“中国范式和中国作风”成为中共抗战宣传的有力工具，在调动民众抗战热情，唤醒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上起到难以估量历史作用。     

从“宴会芭蕾”到“戏剧芭蕾”——溯源芭蕾舞的孕育与诞生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孕育了“宴会芭蕾”,其“双亲”是意大利宫廷祭祀娱神舞蹈和意大利民间游戏。当时各城邦宫廷里的王公贵族最喜欢在举行宴会时表演这一舞蹈,故名“宴会芭蕾”。尽管它情节简单,技术粗糙,但是它负荷了新的人文主义者的思维模式,也符合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所以在意大利各城邦宫廷广为流会传。16世纪中叶,“宴会芭蕾”传入法兰西,在意大利籍的凯瑟琳·德·梅迪奇皇后和法国历任国王的高度重视下,不断繁荣和发展,更富有戏剧情节性和艺术品位,并迅速成长为“戏剧芭蕾”,创造了法国芭蕾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戏剧芭蕾对芭蕾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普及和发展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芭蕾向着戏剧化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