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权利”还是“市民权利”——论列宁对“市民权利”的误解及其原因和影响

近年来,我国已有学者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论述的体现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市民权利”(bürgerliche Recht)被误译为“资产阶级权利”提出了质疑。纠正这一误译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不利影响的不仅在于对“市民权利”的误译,而且在于对它的误解。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名著中,把马克思的“市民权利”理解为“资产阶级权利”,并作了全面、详细的阐述。这对     

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把按劳分配体现的原则理解为“资产阶级权利”,从而给社会主义蒙上了一层阴影。《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发表沈越的文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一词应翻译和理解为“市民权利”,为驱散这层阴影提供了依据。本文则从《哥达纲领批判》本身的思想逻辑出发,进一步认为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思想的三维审视

按劳分配具有“资产阶级权利性质”,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重要观点。马克思从资产阶级权利的本原、实质与特征以及消除三个方面构建了资产阶级权利思想;通过批判按劳分配默认“天赋人权”,说明权利是历史、社会的产物;通过对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权利的本质,突出其“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特征;通过对社会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劳动形态的考察,得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性质”需要通过自由劳动来消除,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权利”思想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逻辑。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这一论断,曾被“四人帮”肆意歪曲,作为他们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论依据”。“四人帮”之所以这样搞,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从理论上怎么正确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呢?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它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97页);第二种认为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权利;第三种还是从资产阶级的原意上去理解“资产阶级权利”的(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     

“按劳分配中存在资产阶级权利”说质疑

按劳分配是一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不存在“资本主义因素”,这是目前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然而,在涉及按劳分配中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这一问题时,尽管都说这里的“资产阶级权利”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具有本质区别”,但没有人对     

社会主义经济中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新探

把社会主义经济中资产阶级权利作新社会中的旧社会痕迹,学术界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但对此怎样理解,则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不少同志以往在谈到它是旧社会的痕迹时一般总认为它有消极的一面:按劳分配也是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种弊端应加以限制。这些看法一方面把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旧社会的痕迹与消极因素相等同;另一方面把新社会中按劳分配导致人们经济生活中富裕程度的不同也看作一种弊端,甚至说它是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与社会主义本性不相协调的东西。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     

按劳分配与市民权利

《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发表的沈越《“资产阶级权利”应译为“市民权利”》一文,是一篇好文章。它解答了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思想上的疑惑,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文章的论题,使人们读后信服之感油然而生,不能不点头称是。这是沈文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但该文关于按劳分配与市民权利的关系的论述,窃以为还未尽完善,尚有可商榷之处。     

论自然的“权利”

自然权利论者所提出的“自然的权利”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权利”是人类群体中主体之间对各自存在意义的理解和承认的表达形式,本质上是社会法律关系的内容之一。所谓“自然的权利”只能理解为“人权”的一部分,即“人的环境权利”;在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中,不应该使用“自然的权利”这个概念。     

用“权利”制约“权力”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把“以权力制约权力”作为政治制度中的一条重要原则,而对“用权利制约权力”的原则却认识不足。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后者比前者都更有意义。 众所周知,早在近代启蒙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就提出了权力的腐蚀作用,因而对于权力的制约机制也异常关注,并开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防腐剂。同时,在某些思想家的著作中也提出了“用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例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非常强调     

清末“民变”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来,笔者对1901年到1912年间的“民变”作了初步探索,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即:“民变”的历史地位,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民变”的特点和历史作用问题。本文拟就此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民变”的历史地位 所谓“民变”,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逐渐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涛巨浪。武昌起义的号炮,更把群众的反抗斗争推向新的高涨。1911年和1912年初,“民变”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由于劳动群众的积极投入战斗,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终于形成了。显然,在辛亥革命时期,各阶层劳动群众的“民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种“民变”究竟在辛亥革命中占什么地位?是否是当时时代的中心?是否是当时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呢? 长期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从唯心史观出发,否定劳动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过分夸大辛亥革命时期劳动群众自发斗争的作用,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把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它手里的经典论断,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关于废除“法权”译名的建议

197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群众意见并经研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资产阶级权利”》的短文,废弃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不符合马列主义原意的译名。我们认为:为了不曲解马列的原意,还必须进一步全面废除“法权”这个译名。 多年来在翻译马列经典著作时,总是把德语“das Recht”或俄语译成“法权”。     

按劳分配问题和“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

“四人帮”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抓住按劳分配的不平等,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荒谬地把按劳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为他们炮制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提出所谓经济上的论据。对“四人帮”在按劳分配上的反动谬论必须彻底批判,并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阴谋。一“四人帮”把按劳分配的不平等说成是“资产阶级不平等”,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说成是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资产阶级权利”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范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解释和发挥加以教条化,是理论指导上失误而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末,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究竟是怎样被误解和教条化的呢?     

还经典著作以本来面目——批判“四人帮”篡改马列教育论著的罪行

“四人帮”推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反革命舆论,曾经对马列的教育论著肆无忌惮地进行篡改。现在是到了正本清源。还经典著作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一、怎样理解“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叫得特别起劲,他们说。“宁肯要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宁肯少学一点,也不要红色工程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把列宁说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说成就是让受教育者“少学一点”。“不要红色工程师”。谁如果多学了一点,成了工程师,哪怕是红色的,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把这一套文盲主义、蒙昧主义的谬论强     

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兼批“四人帮”对资产阶级权利科学概念的歪曲

一、“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蓄意搞乱资产阶级权利这个科学概念“四人帮”一贯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旗号,大做反革命文章,为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不确切的汉语译名,借题发挥、引伸附会、扩大混乱,搅乱了资产阶级权利这个科学概念,而且禁止人们去加以澄清。早在一九五八年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就曾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     

怎样理解“劳动创造了美”

在近几年的美学问题讨论中,有不少论者提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创造了美”,如,有人说,马克思提过“‘劳动创造了美’,这说明《手稿》认为劳动可以创造美,美是劳动创造的”;也有人说,“所谓‘劳动创造了美’,是从美的产生的最后的终结的根源上来说的。”如何理解才符     

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的权利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时指出:“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现在,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结构的解剖

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把握,分析“市民社会”观念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手稿》)中.其实,《57-58手稿》里以“kapitalistisch/capitalistisch”作为定语出现的概念极少,更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达,马克思使用的基本是“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揭示,因为这种揭示建立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上.在《57-58手稿》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重要成就,即价值理论以及在此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得到创立.价值理论是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关键且科学的入口.通过对蒲鲁东主义者和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货币产生的必然性:商品交换需要价值作为一般性的中介,而在交换之中,价值最终采取货币形式.在价值理论之上蕴含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劳动一般成为商品的价值,是以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则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之上,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交换之上.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构建农民权利保障机制

要实现公平公正地享受利益,就离不开实现利益的本质——权利。权利的缺失也是一种贫困。本文引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旨在说明所有围绕化解“三农”问题方面的体制创新都必须着眼于更有效地保障农民的权利。把构建农民权利保障机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需要突破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