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鉴定与刑事诉讼证据

本文就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价值 ,刑事诉讼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进行探讨 ,指出要发挥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作用。     

论严格证明对我国庭审证明方式之完善——以预防刑事错案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的刑事错案频频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学者们对刑事错案问题的广泛研究,但多数研究集中在审前阶段的侦查取证行为,忽视了庭审阶段对刑事错案发生的影响。由于在我国的庭审阶段缺乏对证据资格的严格审查,法庭证据调查程序流于形式,没能有效地起到去伪存真,探明事实真相的作用。而在严格证明理论下,所有进入到庭审阶段的证据都要经过证据资格审查和法庭证据调查程序,并且要求法官在庭审阶段充分利用法庭诘问探明事实真相。因此,为了有效防止错案发生,有必要运用严格证明理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庭审证明方式。     

以事实为面向:中国刑事指控体系建构的新思路

刑事指控体系的建构是在“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检察机关提出的理论命题，亦是对传统公诉理论的重要发展。刑事指控体系是检察机关为实现刑事追诉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指控活动的有机整体，应以刑事实体法为指引建构刑事指控的事实基础，实现“以证据为核心”向“以事实为面向”的转变。刑事指控的实体范畴包括定罪指控、量刑建议及财物追缴，其中，定罪指控是刑事指控的根基，量刑建议是刑事指控的必要延展，财物追缴是刑事指控的应有内容。在程序上应以事实为面向，发挥检察机关的侦查指引作用，全面搜集证据，强化证据能力的审查，完成指控事实的建构与证明，同时完善量刑程序、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为刑事指控体系的实现提供程序保障。     

证据短缺路径下的错案预防

错案是无辜者受追诉的案件,主要表现为事实认定错误。案件事实认定的基础是证据,如果证据短缺,裁判者就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走向歧路或迷途。实践中证据短缺主要表现为数量不足和证明力不足。导致证据短缺的原因有客观上的,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的结果。因此,应当加大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最大程度地遏制刑事错案的发生。     

刑事证据认证问题研究

刑事证据认证,指的是法官对刑事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确认其证据能力(证据力)和证据效力(证明力)的职业活动。做好刑事证据的认证工作,笔者认为法官应当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科学地运用自由心证自由心证属于自由裁量权的范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刑法和刑诉法的条文是有限的,具体的刑事案件却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立法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犯罪特征和形态,也不可能穷尽分析、处理案件的各种方法。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刑事立法必然还要不断地补充、完善。可见,立法只能是原则的、抽象的、概…     

侦查程序中构建司法审查机制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司法审查机制在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已得到普遍确立。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下,构建针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尚有很多现实的障碍性因素需要克服:法治基础上和谐观念的欠缺、司法中立的不够、检察职能的错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失、侦查程序诉讼化动力的不足等。认识并分析这些主要的相关因素,在实践中认真地加以克服,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的基本思路——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系列论文之一

被告人翻供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翻供具有两重性,既可能是对原供真实犯罪的消极否认,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也可能是对原虚假犯罪供述的纠正.对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的基本思路,应适用严格的证明标准和遵循证据采信的一般规则,围绕有无证据证明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有无相反证据推翻指控的犯罪事实三个方面进行认定.开庭前的程序性审查应当重视证据的审查.庭审阶段应充分调动控辩双方法庭讯问、询问及举证、质证功能,正确认定证据.     

配置与行:论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关系

在宪政视野下,刑事司法权力基于相互制衡的原理。普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具体表现为通过令状实现审判权对侦控权的科学干预,防止侦控行为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侵害。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关于刑事诉讼中侦查权和检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存在分歧,审判权对侦控权的制衡乏力,导致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以宪政原理为基点,科学配置我国刑事司法权力,建立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     

论我国刑事扣押制度的完善

刑事扣押与公民财产权存在尖锐冲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扣押的制度设计仍存在明显不足,如对扣押定性偏颇、司法审查程序缺失、权利告知不明确、程序制裁措施乏力、救济方式不合理,等等。为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扣押制度予以完善,将扣押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对扣押设置司法审查程序;保障当事人在扣押中的知情权;明确设立非法扣押所获证据予以排除的制裁措施;允许受害人对刑事扣押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控告。     

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的思考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确立了由法院审理决定的司法审查模式,标志着我国保障精神病患者权利的重要立法进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防卫社会的功能,这一程序将医疗模式司法化,使强制医疗措施成为在刑罚之外精神病患者可以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该程序存在着法律要件规定不明确、用传统的证据审查方式判断强制医疗案件、刑事司法精神鉴定结论游离于程序之外等问题,还需要从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和方法、规范缺席判决制度的适用、健全刑事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专门性问题报告的审查判断困境与制度重塑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赋予专门性问题报告以证据资格,但其在刑事证明中仍面临证据种类归属混乱、审查判断实体标准与程序保障机制不足致使相关活动流于形式、配套机制缺位等问题。对此,应明确专门性问题报告的独立证据种类地位,重塑专门性问题报告审查判断的实体规则：破除唯资质论,从多维度考察专门性问题报告出具人的实际能力;建立统一尺度,明确对报告呈现形式关键要素的审查判断;避免形式化走过场,开展对报告大前提、逻辑推理过程以及结论性意见的实质性审查判断;立足整体视角,注重对专门性问题报告与其他证据印证关系的审查。细化完善报告出具人出庭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等审查判断的程序机制。此外,明确生成专门性问题报告的启动模式,并辅以双盲检验机制、报告出具人追责机制对证据质量进行闭环把控,多措并举综合推进专门性问题报告审查判断的实质化。     

刑事诉讼证据的分析与综合

刑事诉讼证据是司法人员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是查明各类刑事案件的依据。在刑事诉讼中,办案人员既要依法通过各种形式或途径收集证据,又要对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反复查证核实,鉴别真伪,进而认定案件的真实情况。这是运用证据的过程。从逻辑角度看,运用证据的过程,主要是分析与综合的过程。分析与综合是运用证据过程中的重要思维方法。从证据的审查或判断到对案件事实作出结论,一刻也离不开它。没有分析与综合就无法认识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

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审查存在真实性认定难、关联性确认难和权益平衡难的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在审查电子证据时,应结合不同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可以从证据能力和证据力两个层面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是对电子证据有无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而对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则是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真实性、完整性程度）和充分性（与待证事实内在联系程度的大小）的审查。     

弹劾证据规则的中国模式——以弹劾侦查人员证言为切入点的分析

作为一种补助证据,弹劾证据旨在争辩证据之证明力。弹劾的对象包括证人的可靠性和证言的可信性,但一般将其总称为证人证言的可信性。我国刑事证据法吸收了英美证据法中基于偏见、感官或精神缺陷、具体的矛盾以及前后不一致陈述这四类弹劾理由,考虑到实体真实主义和证据能力附属化之立法和司法实务现状,我国宜将证据之证据能力纳入弹劾理由之范畴。与交叉询问相比,我国律师更善于通过提出旁证的方式来进行弹劾。法庭对于弹劾证据之审查判断主要侧重其可信性和真实性层面,而且"新法定证据主义"对法庭审查判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国确立的弹劾证据规则对于提高律师之辩护质量和保障法庭准确认定事实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自由及其限制

所谓证据自由,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自由是各国刑事诉讼对证据资格的普遍设定,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下刑事程序特质、刑罚效率追求及揭示案件真相的必然要求.但证据自由亦应遵守"权利保护"及"司法尊严"的正当性要求.我国刑事诉讼采用可采证据枚举模式,与刑事证据自由原则构成尖锐的矛盾,不符合现代证据制度的要求,理应作出修改,确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相应的保障体系.     

刑事案件侦查中对证据运用的特定要求

本文从刑事证据的特点入手 ,利用刑事证据的理论体系 ,阐述了刑事证据在刑事案件应用中所具备的特点及特定的法律要求。同时 ,对在刑事证据应用过程中如何形成有效的证据锁链进行了论述。     

中国内地与澳门若干刑事证据制度之比较借鉴

澳门刑事证据制度受大陆法系的影响 ,在刑事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作证等方面与内地刑事证据制度有所不同 ,造成两地差异的成因主要有立法沿革、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我国的证据立法可以借鉴澳门刑事证据制度的相关规定 ,重构刑事证明标准、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完善证人作证制度     

论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地方司法实践的探索不断展开,我国刑事立案标准逐渐呈现出三重意蕴。在刑事诉讼法律层面,“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被理论界普遍认为是我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由此形成了立法层面上的宏观标准。由于宏观标准过于抽象,最高司法机关和国务院主管部门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立法上的刑事立案标准进行了细化,由此形成了司法层面上的中观标准。籍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辅助,办案人员可以按照某一类案件的证据清单审查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证据层面上的微观标准。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都有各自的实施场域和作用空间,三者相辅相成。通过分析和研究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可以归纳和总结出其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而为我国刑事立案制度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司法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功能定位与风险规制

人工智能在司法活动中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证据审查。人工智能为证据审查提供科技赋能,减少司法裁判的恣意性,提高证据审查的实效性,但是,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应用存在证据审查建构模型数据样本不充分、证据规则结构化转换不完整、证据审查程序缺乏可视性等风险和问题。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上述风险,需要明确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和证据审查中的辅助地位,提高司法人工智能训练的案例样本数量和质量,在技术层面提升人工智能自然语言转换能力,在规则层面限定司法人工智能在证据审查中的适用范围,将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司法人工智能审查证据领域,强化对司法人工智能审查证据结果的说理论证。     

事实信息理论:证据法学研究之出路——评《刑事证据研究——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的解读》

熊志海教授新近编著的<刑事证据研究棗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的解读>(以下简称<刑事证据研究>,该书由法律出版社于2004年10月出版.它提出了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基本概念的新的解读.这对刑事证据的研究,对证据法学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